揭秘:康熙的撤藩决议与吴三桂反清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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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朝政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作为清代杰出的君王,康熙在成功地解决了宗室内的争权夺利的问题后,三藩问题就成了亲政不久的康熙所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国政大事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分别镇守云南、广东,福建,其手握重兵,雄霸一方,在自己的辖地里胡作非为,长此以往,终究会养虎为患。对此,康熙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一直在做撤藩的努力,但毕意三藩*雄厚,并不是一撤就能解决问题的,摘不好连*也有可能赔进去。然面,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有准备,有眼光的人则善于把握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尚可喜上疏事件。
康熙十二年二月,广东藩王尚可喜因与其子尚之信关系恶化,其子在广东藩内酗酒嗜杀,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而尚可喜当时已年届古稀,无力管制,且一再受到尚之信排挤,于是便借年老之名上疏康熙,请归*东,由之信袭爵留镇。这样,既可以摒弃朝廷之嫌,又可避其子之害。同时,又提出带两佐领官兵作为护随,其余藩下所属人口共24000多人,一同随他回辽东的条件。
康熙接读尚可喜的奏疏,自然是满心欢喜,这正好成为其撤藩的突破口,于是立即批复,除表彰尚可喜“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的汗马功劳外,特别赞扬他归老辽东的奏疏,“情词显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联心深为喜悦”等。同时,关于其提出的条件,康熙则认为,既然撤藩就必须连根拔起,而不是将老的换为小的,那样就等于没撤,只是通过朝廷重新任命了一下新的藩王而已。于是,康熙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此事时,明确表明此藩必撤。经过讨论,结果出来了,就是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但尚之信等全藩人马亦须全部北撤,否则父子两人一南一北,不便于家人团聚。也就是说,在表面尊重藩王意见的情况下,将藩镇事实上撤掉了。
看了这么多,读者或许会问,讲了这么多事情,究竟与康照撤藩之议有何关系?究竟与吴三桂反清有何关系呢?其实,这里的确有莫大的关系。
正是由于康熙批准了尚可喜的奏疏;才使吴三桂、耿精忠两位藩王不安起来,惶惶不可终日。他俩从来没有像尚可喜那样萌发过功成身退的想法,但是,如果自己不上疏,难道要让朝廷逼令撤藩吗?那时,自己不是更被动吗?而且,朝延未必就批准他们奏疏,但是,朝廷要真批准了,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一系列问题折磨着两位藩王。
在此两难境地下,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耿精忠先上疏了,其奏:“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衹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言辞间既委婉曲折地表达了疏靖撤藩非所自愿的心情,又解释了自己何以没有及早引退的原由,用心可谓良苦。
耿精忠的这一步棋,令吴三桂更加被动,于是于同年七月三日,无可奈何地向康熙上了自请撤藩的奏疏:“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岁,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保,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启。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与耿精忠之奏硫几乎如出一辙。
面对三份奏疏请撤安插,康熙自是喜不自禁,便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关于吴、耿二藩的撤离问题。对此,清廷内部各执一词,主撤者仅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人,其他官员则认为滇黔苗蛮杂处,不得稍懈防御,如将吴三桂等撤离,必遭遣满洲官兵戍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将使沿途地方民驿苦累,况且有可能引发吴三桂兵变。而康熙却丝毫未动摇,他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今日撒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否则“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他断然否决众议,明示“吴三桂请旨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于起行时,另行奏请。”
康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673年9月16日),康熙下令三藩并撤。吴三桂闻知这一信息,大失所望,没想到自己弄假成真,不料康熙竟将计就计,于是在撤藩使臣来到后,便百般刁难,提出诸多苛刻条件,。对此,康熙都耐心地予以成全,使之“无以为辞”。终于,无计可施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传檄四方,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即公开反清*了。
虽然康认为”今撤反,不撤亦反”,但究意吴三挂是否欲反清复明现在还是一个谜团,因而可以看出,无论出于何目的,反清也罢,自保也罢,康熙之撤藩决议,的确引发了吴三桂的反清之乱,这二者之间,不是因果之必导之源,也是直接的导火之线索一条,这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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