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后，*收复失土却失去人心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历十四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的一天。然而就在抗战胜利之时，*当局在从日伪占领区接收了相当大一笔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因为接收中大规模的贪污舞弊而失去了全国的民心，成为其在接踵而至的内战中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争抢战利品的一场混战

　　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多少出乎*的意料。因此对于接收问题，缺乏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导致接收事务一开始即弊端百出。

　　接收之初，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在实际上，是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这就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当时参加上海接收的单位多达数十家，以至于为了一艘轮船，就多达六个单位抢着接收，这本身就为官僚的贪赃枉法提供了方便。

　　当时随陆总参加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陆总对于全国收复地区的一般政务，无权亦无力处理，军与政，既不能配合，党也未曾发生作用，而我行政院各部会对伪组织*各部会的机构与事业的接收，不但事前没有‘敌情观念’，而且也没有一张蓝图，可供我各部会间彼此分工合作的参考。”

　　吴国桢

　　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也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指出：接收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计划，事先也没有设立任何良好有效的行政机关，因此，出现了争抢战利品的一场混战。所有*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没有*监督而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结果，他们的行为犹如当年的侵略者。

　　为了解决没有统一的接收机关所带来的一连串问题，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上海设立了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以统一接收工作，改变政出多门的情况。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经济、交通、金融方面的全国性事业，交由该会统筹接收。

　　该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并在各重要区域(如上海、北平、青岛、广州等地)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这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但因为它们成立时间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据当时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琦回忆，要把原有各机关接收的产业完拿过来统一处理，就如同要他们把刚到嘴的肥肉又吐出一样，谈何容易。何况，“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动，致敌伪产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

　　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因为当时法币币值变动剧烈，以法币计算其价值很难得出确切数字，而且以美元计算，在换算时亦无困难。现有统计低则3亿美元，高则8亿美元。以接收地区论，据1946年底统计，接收数量最大的苏浙皖区，接收总值达到法币12648亿元，仅金银首饰价即达1650亿元，房地产1348亿元。

　　权力没有约束，贪污腐败成风

　　经历了后方艰苦生活的*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狮子大张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

　　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

　　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

　　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

　　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

　　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地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伪政权官员的私产，由于贿赂或强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数额颇为可观。据称，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条，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大多数落入了接收官员的私囊。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当局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就又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有人估计全国标售敌伪物资总价在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即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

　　*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因为以当时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50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何况当时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

　　“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即便是一些*中的官员，也觉得这个兑换比例不合理。邵毓鳞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

　　然而当局私心自用，坚持这个兑换办法不变，使大批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当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如果说，官员腐败尚且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一些*高级官员事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政策使*失尽了民心。陈立夫认为，这个政策“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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