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一直以勤政节俭著称 道光为什么不阻止清朝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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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康乾盛世也随之落幕。嘉庆亲政后，尽管也是励精图治，但大清王朝在他的手上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其后即位的道光帝，更是进入了艰难的时代，这位以勤政节俭著称的帝王，和他的父皇一样，也未能力挽狂澜，国事更加不堪。

　　客观地说，道光帝接手的大清王朝虽然已经十分破败，但也没有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他审时度势，厉行改革，那么清王朝极有可能在他手上得以中兴，甚至同步西方各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然而，道光帝反而在即位后举措不利，错失良机。

　　道光帝顺利继承皇位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病死于避暑山庄。遗诏力立旻宁为皇太子。八月二十二日，梓宫到京。二十七日旻宁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道光元年，颁诏天下。

　　旻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为嘉庆帝第二子，生母嫡妃喜塔腊氏。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嘉庆帝遵秘密建储的家法建立储位，对旻宁益加爱护。旻宁继承皇位是很顺利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第一，在皇子中地位优越。

　　旻宁虽系嘉庆帝第二子，但实际上是嫡长子的地位，因为皇长子为侧妃刘氏所生，且出生后两个多月即夭折。之后两年多，当时的嫡福晋喜塔腊氏生旻宁。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皇五子绵愉都是当时的侧福晋所生。旻宁是清朝各代皇帝中唯一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人。

　　清朝的家法虽然无必须立嫡的规定，但在皇室及一般大臣中的心目中仍有重嫡轻庶的思想，这对已经深受汉文化的满清皇室而言，此种观念也是深入人心。嘉庆帝立储时，必然也会考虑到这一因素。因此，旻宁的地位就相当优越了。

　　第二，嘉庆帝给予旻宁的种种待遇，实际上已经暗示旻宁本人及宫廷上下。

　　《清实录》所载：“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旻宁之福晋死后，嘉庆帝又特命棺椁用金黄色罩座。凡此种种，无不是既定储位之信号。皇室间、宫廷内自然均有所了解。

　　第三，旻宁受封建伦理的思想教育，养成淡泊平静的心怀。

　　旻宁与一般的皇子不同，不热衷于珍奇玩好之物，是一个典型的墨守成规、忠孝两全、帝王之学俱备的接班人。特别是经过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农民起义突入紫禁城的事件，旻宁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之下，在养心门放枪打死两名起义军，扭转了危险的局势，确保了内廷和宫眷的安全。他的所作所为使嘉庆帝甚为满意。

　　不久，嘉庆帝便封他为智亲王，而且增俸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所用之枪为“威烈”。此事发生后，宫廷内外，谁不知敬佩，从而使他的皇储地位更加明显而巩固。

　　旻宁的即位虽然顺利，但他即位后的行政理事方面就不那么顺利和有力了。

　　道光即位后政务废弛

　　道光即位，刚好进入三十八周岁，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再加上当时出入宫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曹振镛、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都是从乾隆年间开始做官，经历了嘉庆一朝，均已六七十岁，召对办事，都很稳重，所以宫廷内表现得十分平静。

　　但伴随着这种平静的却是官场腐败，其中也包括这些高级官吏在内。他们因循怠情，千方百计地迎合皇帝的意图办事，以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对诸般政事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

　　《瞑庐杂识》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曹文正公(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体俱泰”。门生某请问他是怎样达到这样显要地位的，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短短的十个字，把官场的腐败风气概括得十分透彻。在这样一群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的老朽之辈的包围中，道光帝能有什么作为呢?

　　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试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陈康祺询问曾任礼部侍郎的童华。童华说：

　　“宣宗初登基，以每日批阅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努力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

　　此后，凡不论奏折还是试卷，均苛求楷法。连童华都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此事，固然是因为曹振镛出了一个歪点子，使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但是道光帝恐怕也是难辞其咎。

　　崇尚节俭与财力匮乏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道光帝颁发了他作的一篇《声色货利论》，文中首先引用了经书中有关屏除声色的论点，指出皇子皇孙们六岁入学，对一些修身立志的道理无不诵读，但是他认为“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并告诫其子孙，造次无忘。

　　关于货利，道光帝首先引用了孔子的名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正确表达了君民货利方面的联系。据此，道光帝认为，为人上者，要“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对于宫室苑囿，他认为现已尽美尽备，不必再为经营。

　　崇尚节俭，是清廷家法，亦基本国策。道光以前各代皇帝均有尚节俭的指示，《圣训》中亦可查到这方面的章节。但节俭的含义，由于时代不同也各不相同，至于如何实行则更有差别。皇太极时，因为财力匮乏，规定黄金不能用作装饰品。而到了康乾时期，大量的黄金用来作宫殿建筑的装饰及各种器物，但当时也不以为这是不节俭。可见，各代皇帝节俭时因时而异的。

　　道光时代，人口繁衍日盛，已从乾隆中期的两亿多增至三亿五千多万，但耕地并未增加，生产力也未能相应增加，百姓、国家日趋贫困，再加军需、灾荒、河工的花费，整个社会濒于贫困危机边缘。尽管宫廷还有相当的财富，但社会上这种贫苦趋势不能反映到宫廷中来，道光帝为了身践力行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

　　道光帝曾大量缩减内廷服役人员，从嘉庆末年的650余人缩减为370余人。另据《燕下乡脞录》载：“宣宗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明日，军机大臣入侍，谕及兹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

　　端罩四周加宽点皮边就要花银千两，着实是昂贵，因此决定不添，这一行为在臣子中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由此可见，道光帝从主观上是想节俭的。实际上他并不了解内务府的情况，内务府官员层层加码，从中贪污了大部分，实际上从经费上很难说节省了多少。

　　关于道光帝节俭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这里不多作介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道光帝和他的后宫过着苦巴巴的日子，而众多的官僚却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其奢靡之风未见有丝毫的克制，相反，在京城之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相反，作为宫廷经历的后盾，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却日趋紧缩。道光二年，有四省田地数量下降了百分之七点多，每人平均土地也仅有2.23亩(乾隆时期为3.56亩)。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人均农业生产量的降低。

　　另从宫内奏销档案记载，一些税关，每年将正税交户部库，其余盈余银有一部分需交内务府广储司库，各盐政的扣裁养廉银、归公养廉银、各项盈余银、节省养廉银、余存办公银、各项利银、人参皮张变价银等均交广储司库或圆明园，这些是宫廷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可是，这些税关和盐政往往长期拖欠，影响宫廷收入，造成经济困难。

　　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就不能不促使道光帝实现节俭的方针。但由于他对全国乃至于宫廷经济情况并没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只是在谕旨中要求节俭，或在某一件事上制止浪费，而没有全盘的长远筹划和有力的措施，终归无济于事。

　　道光帝三十年如一日勤俭节约，这放在封建历朝历代的君王中都是十分可贵的。可作为一国之君，既不能扭转官场的腐败之风，又没有厉行改革的魄力，只是一味强调节俭，这显然是不能让大清朝起死回生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道光帝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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