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怎么让隋朝快速达到巅峰的？隋炀帝的“减档加速”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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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隋朝的第二位君主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皇帝，其执政前、后期无论是执政手法还是性格特点都判若两人。在执政初期，作为隋帝国的驾驭者，隋炀帝用近似疯狂的“减档加速”手法，挥霍着其过剩的精力，让一个刚刚走上正轨的帝国，在“减档加速”的模式下超转速运转，并迅速达到了其“巅峰状态”。

　　减档加速是一个驾驶术语，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加速度，降档后，发动机以更高的转速来输出更大的扭力，使得车辆瞬间提速。减档加速一般在超车时使用，长时间低档位高转速运行，影响发动机寿命。

　　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出生在一个东西和南北对峙的时代，西部的北周和东方的北齐、南方的陈朝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大分裂时代应该没有在杨广身上留下太多的烙印，因为少年时代的杨广太顺风顺水了，在他8岁那年，北周就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在其12岁的时候，隋文帝就代周建隋了，而这个时候的杨广才刚刚懂事，才开始接纳这个世界，迎接他的是基本稳定和清明的崭新帝国。也正是在杨广刚刚成年之际，正好赶上抚军监国数载的太子杨勇开始不受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待见时候，所以，在公元589年的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的战役中，领衔的统帅是刚满20岁的杨广，而不是太子杨勇。由此，杨广在隋朝政坛开始崭露头角，在平南陈以及随后的率军击退突厥寇边等军国大事中，杨广都是领军统帅，表现出众的他，一时之间闻名于天下。之后的杨广顺利的取代杨勇成为新任太子，并且于仁寿四年接班隋文帝成为隋帝国的新君。

　　少年的杨广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是一个品行端正、仁孝的乖乖子，被帝后特所钟爱;在大臣眼中，杨广是一个待人倾心、礼贤下士的王子，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在百姓眼中，杨广是一个才能盖世、频有大功的帅才，早已天下称贤。可以说这位即位的新君，在各方面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身姿出现的。杨广这种有意或者无意中塑造的形象，与他早年一帆风顺的经历关系极大，这种完美主义的心态，也在其早年的执政生涯中深刻的反应出来了。

　　南北朝对峙图

　　弥合东西

　　隋炀帝的脑子中是有一番宏图大业的构思的，这从他取的年号『大业』，就可见一斑。在隋文帝刚刚驾崩仅仅三个月后，隋炀帝就抵达洛阳，拉开了自己宏图大业的序幕——推动帝国中心东移。原因很简单，刚刚统一的隋朝是由长期分裂的北周(西魏)、北齐(东魏)和南陈组成的新帝国，自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到北周统一北方，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东西方对峙期间，经济、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加之隋朝的政治中心大兴城，偏居西部，对统一后东方的广大国土无力控制，正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所以弥合东西差距，势在必行。

　　经营东方势在必行

　　抵达洛阳的隋炀帝立即下诏加强洛阳周边关防，以解除营建东都的后顾之忧。先发丁数十万沿洛阳东北方向挖了一条数百公里的堑沟，用以拱卫洛阳，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和防卫广大东方的*分子，毕竟东方才刚刚统一，还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就在数月前，并州刺史的*才刚刚平定。解决边防问题后，营建东京的浩大工程正式开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宏大的东京城就矗立在东方的国土上了。

　　《隋书-帝记第三》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国策，无论在当时还是长远来看，都是正确的决定。早在北周刚统一北方之时，北周宣帝宇文赟就曾下诏征发太行山以东诸州兵马，修复旧都洛阳，并将相州六府迁移到洛阳，这项修复洛阳的工程一直到周宣帝驾崩才停止。从之后的唐朝来看，东都洛阳在稳定东方局势上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一度超越长安而成为大唐神都。自隋始，关中经济凋敝，人口激增无法给养的矛盾渐渐突出，隋文帝时期就发生过“就食东都”的尴尬事件，从隋到宋，政治中心向东转移是历史趋势，隋炀帝对这个趋势的洞悉还是很准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构建东都边防发丁数十万，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隋炀帝不惜民力的缺点已经表现出来了。

　　洛阳城

　　沟通南北

　　隋炀帝即位后，在营建东*治中心的同时，还下着另一盘大棋，即同步着手修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大业元年炀帝下诏发河南郡百余万民众，自洛阳西苑开始筑人工运河，沟通黄河、淮和水系，不到半年，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通济渠就已经完工了。运河开通同年八月，隋炀帝立即决定亲幸江都，大赦江淮以南地区，并免除扬州五年的赋税。

　　《隋书-炀帝上》：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元年八月，幸江都，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

　　大运河

　　隋炀帝的这些举措很明显是为了安抚江南地区的人心，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因为统一后的隋朝尽管拥有广大的疆域，但其归根结底是一个北方为主的政权，南北方自公元317年西晋衣冠南渡后，到公元589年隋朝平陈朝，一直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南北发展极为不平衡。尽管隋文帝统一了南方，也仅仅过了一年，由于江南民众不习隋朝法令，整个南方全境都反叛了。虽然之后隋文帝命杨素用武力镇压下了南方的反叛局面，但南北方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带来的隔阂，却一直存在。也正是在二次平南陈之后，隋炀帝一直担任扬州总管的职位十余年，直至登基即位，所以他深知南北的差异以及沟通南北的重要性，于是在当上皇帝的当年，隋炀帝就将政治中心东移，修建东都，并在此基础上以洛阳为中心，修建大运河，加强南北的沟通交流。

　　隋炀帝即位当年的两大决策还是很正确的，因为要建立一个统一伟大的帝国，就必须跳出南北朝分裂时代的固守一方的思维模式，统一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完整，更重要的是要经济、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

　　远服四夷

　　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洛阳建成，隋炀帝从江都回洛。在暂时安定了东方和南方之后，隋炀帝稍做喘息，就最北解决西部和北部边患问题了。大业三年、四年，隋炀帝两次下诏发丁百余万在西北修建浩大的边防工程——造长城。

　　“(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大业四年七月)秋七月壬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修筑长城这么庞大的工程，仅仅用了十天便告完成，一百多万人的男丁，十天之内死者有五六十万人之巨，埋都来不及。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的特点，在此时已经暴露无遗。在修长城的同时，隋炀帝还北巡狩塞外，向突厥炫耀国力，已经臣服隋朝多年的启民可汗见隋炀帝率军向塞外而来，大惊失色，唯恐炀帝问罪自己，在隋炀帝北巡到榆林郡的时候就两次派自己的儿子前来觐见。之后又亲自为北巡的隋炀帝营帐和御道除草，并上表请求将突厥服饰改为隋朝服饰，以示忠心。北方的突厥向这个新晋大隋天子献上了自己能表达出来的最高敬意。

　　远服四夷

　　仅仅登基不到四年的隋炀帝，不但稳定了帝国的东方疆域和江南地区，西北方向筑造完成了长城防御工事，北部边疆的突厥也表达了臣服于大隋的低姿态，一时之间，隋炀帝似乎达到了功业的巅峰状态，此时的隋炀帝，或许已经觉得自己的功业已经超过其在大业三年的一份诏书中提到的那些，诸如周之文、武，汉之高、光，等前世帝王典范了。

　　《隋书-炀帝上》：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缛。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

　　不得不说隋炀帝是一个有抱负的帝王，其即位之初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诸如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等都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这一个月之内下达的，可见这并非是隋炀帝一时心血来潮的举措，而是其早就规划好的蓝图，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战略。这一系列的激进性政策，使得大隋帝国在隋炀帝大业五年左右达到了巅峰，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资治通鉴-隋纪四 》：“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然而这巅峰状态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巨大的祸患。拥有完美性格的隋炀帝执政手法也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如，营建东都这样庞大的工程，仅用十个月，月役丁二百万人;修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用时六个月;修筑榆林到紫河的长城，用男丁百余万，工期仅仅十天。单单这三项超级工程就用工累计超过两千余万人次，差不多全国近一半的人口都在服劳役的状态。隋炀帝近似疯狂地用降档减速的执政手法，超负荷运转国家机器和消耗民力，造成了“天下死于役”的局面，殊不知这虽然带来了帝国的高速运转，但也严重透支了帝国的正常机能，也为其执政后期隋朝的速亡，埋下了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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