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豪族的*究竟有多大？连皇亲国戚都要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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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建武年间发生的度田事件，是国家干预依附关系的一件大事。东汉田庄发达，是度田事件以后国家与豪强妥协的标志。田庄佃客、部曲，是此时依附关系存在的一般形态。

　　度田事件是直接由于垦田不实所引起的。据《刘隆传》，陈留吏牍有书，说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据说，这是由于“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所以陈留计吏笔之于牍，留心打听颍川、弘农垦田情况而避免与河南、南阳相比。以垦田不实获咎的，颇有其人。《后汉书·儒林·牟长传》：长为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事在建武初年。同书《儒林·欧阳歙传》，歙由汝南太守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赃罪千余万，发觉下狱”，死。欧阳歙由汝南应诏入洛，在建武十五年正月，而度田之诏在是年六月，所以他在汝南不预度田之事，但定罪则在推动度田之时。

　　歙家族八世传欧阳《尚书》，为世名儒，歙下狱后诸生谒阙求哀者千余人，甚至有远道自系请代歙死者。欧阳歙竟不得免死于尊崇儒学的光武之世，足见光武不惜兴动大狱以推动度田。光武帝之重视度田，于此可见。

　　据《光武帝纪》及《刘隆传》，度田之诏除要求检核垦田顷亩以外，还要检核户口年纪。所以度田之时聚人田中，聚者遮道啼呼，以至于酿成强烈反抗。可以认为，度田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丈量土地，而在于检核人丁，这在正常情况下称为“案比”。度田和案比，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案比实际上就是秦代的“头会”，隋唐的“貌阅”。丈量土地不易，检核人丁更难。在依附关系迅速发展，而国家力量非常衰弱之时强力推行案比，遇到激烈反抗是必然的。

　　两汉之际，以依附农民为主体的大族私兵兴起。刘秀徇河北，大族多领私兵相随;京兆、南阳，亦有大族聚私兵以待刘秀。对于不附刘秀的豪强地主武装，刘秀则以兵威相临。

　　《续汉书·五行志》(三)载杜林于建武八年上疏，认为各地豪强武装都是“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

　　这就是说，乘时兴起的豪强武装，在各自的范围内其权威甚至高过天子。光武帝后来以度田之名检核丁口，引起*，其历史背景就是如此。东观史臣谓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范书谓其“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始有聚民田中之事，应当都是真情。不过挑动*、反对度田的，主要还是豪右自身。

　　我们知道，如《汉书·高帝纪》所说，在秦汉之际的战乱中，一般地主曾经“相聚保山泽”，汉高祖只须用“复故爵田宅”的诏令，就可以使他们“各归其县”;即令是六国贵族和以后新起的豪杰并兼之家，也曾顺从地接受大规模迁徙的处置。与建武年间经过一场如此激烈的斗争*才能与兵长渠帅求得妥协的情况相比，依附关系的发展，豪强*的强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是很清楚吗!

　　妥协的结果，国家与豪强之间重新出现了相对的平衡。案比户口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形式上是沿袭下来了，实际上难于持续施行。豪强地主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依附农民，保持着自己的私家武装，当时分别称之为佃客和部曲。不过部曲在那时不再以公开的形式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与度田以前毕竟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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