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只用了十几年就解决了蒙古问题？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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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对蒙古的统治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统的中原政权无法模仿的。简单地说就是下层变游牧为畜牧，用“盟旗制度”来限制人员流通;中上层用宗教笼络，打造共同的文化认同，贵族则直接互相和亲，达到满蒙共治的效果。 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最终在清朝灭亡之后，汉八旗、满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原始民族的新的强势文化认同，统称为“旗人”。
这三条，没有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愿意做，也确实做不到。
首先，实力只是基础，单纯靠实力，是几乎不可能真的去同化和自己差异很大的草原民族的。
就现代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等等这些地方都不大，也都统一在南斯拉夫下几十年了。但是当压力减轻之后，这些小国还是纷纷独立了。文化不同，宗教各异，这不因为塞尔维亚具有优势，其他的几个小国就会心甘情愿地聚集在塞尔维亚周围抱团取暖。
在清朝之前，中原王朝对草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种：拉一派打一派，保持平衡，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都是如此;有限的低烈度战争，在边境搞缓冲区，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贸易来控制对方，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如此;穷天下之物力，毕其功于一役，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汉武帝、隋炀帝都是这么想的。
问题在于这三策，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也在稳住阵脚之后，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对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突厥、突骑施、薛延陀……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谁冒尖就打谁，但是又如何呢?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仇杀中养蛊，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唐朝的镰刀再快，也有割钝的时候，等到武则天上位，清洗了一大波名将之后，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
因为这三策，都依然还是区分“敌我”的。以术驭人，必然是貌合神离。拳头大能压服一时，不能压服一世。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彻底赶走，那么想要真正的降服，那么就需要模糊“敌我”的概念，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我打不过你，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的想法，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经常号召“满蒙一家”，以满洲与蒙古族相近文化、宗教习俗来达到拉拢临近蒙古部落。而蒙古确实和建州毗邻，如果建州兵要入关打秋风——或者说要生存，就一定要和蒙古搞好关系。
对中原的皇帝而言，蒙古归根结底只是边患，而对后金来说，这关系着生死存亡。所以后金的皇帝更愿意下本钱来拉拢蒙古，而本来后金和蒙古确实相对比较接近，早期设计满文的时候，就借鉴了很多蒙古文的写法。到了康熙朝，就有了“兴黄教以安蒙古”的说法。蒙古贵族和牧民对黄教喇嘛的尊崇是天然的，而清朝的皇帝也确实就能把黄教的喇嘛请到宫廷里面来讲经，包括自己都可以皈依灌顶。
在实际行动上，清朝皇帝也给了喇嘛超然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牢牢地把蒙古人都信奉的宗教，和自己捆绑在了一起。在血缘同化上，满蒙和亲的力度远超汉唐。汉朝和唐朝的和亲是单向的，无非是定期送一些公主给草原的头领，中原的皇帝当一个挂名的岳父，仅此而已。
而当中原强盛的时候，很多草原头领也愿意娶公主，当了皇帝的女婿，统治的合法性就强了一些。当中原弱势的时候，送公主就不那么有用了——因为你送了，人家继续来抢，也没什么办法啊。
满蒙的和亲则是互相的。皇帝会娶蒙古人做皇后，皇后的孩子可以做下一任皇帝，而蒙古贵族王公也能讨到清朝的格格做福晋，生的孩子同样继承家业。几代人下来，蒙古上层和满清上层通通都是亲戚，是真正的从制度到血缘上的“满蒙一家”。而满蒙又都人少，作为占据高层的少数族裔，都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所以蒙古没有和满清内讧的动机。
事实上，蒙古对满清的忠诚，确实贯彻了清朝的始终。有了文化认同，有了血缘羁绊，接下来就是盟旗制度了。草原的活力在于迁徙，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游牧范围，改游牧为畜牧。同时这种固定范围放牧，有稳定据点的政策，也让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成为了可能。
那么这意味着草原民族独特的粗放式管理优势也没有了，草原上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又要分出去来供养盟旗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的权力，来自于*。这样就把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地域矛盾，变成了盟旗内部的阶级矛盾。
盟旗制度虽然是最实质性的，但是没有前面说的蒙古中上层和满清在文化和血缘上的认同，是执行不下去的。因为底层的牧民没有头领，归根结底是需要贵族带着他们和中原王朝干。而清朝狠的地方，就在于真的能够放得下去身段来进行宗教、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清朝统治者是有一些“外邦人优势”的。
很多事情是清朝的皇帝可以做，但是宋明的皇帝不能做的。比如尊崇儒学，如果是清朝皇帝来做，儒臣们就会感恩戴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是如果是明朝、宋朝的皇帝做，儒臣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并且还可能挑刺。
在尊崇喇嘛教这个事情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天天请喇嘛给自己讲经，还要自己皈依黄教灌顶，儒臣们估计要纷纷谏言了，但是在清朝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儒学对唐宋明的皇帝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创造了皇帝继位合法性的来源，同时皇帝也受到儒学意识形态。
比如夷夏之辩的桎梏;但是儒学对清朝的皇帝而言，则更加彻底的工具化——儒学的好处一个不拉，有的皇帝还能自认自己是“天生圣人，为君为师”;但是在具体做事的时候，又可以以自己“异族皇帝” 的身份相当程度上摆脱儒学的影响。
当年王莽做了皇帝之后，要征伐匈奴，大司马严尤有一段名言：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於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是为无策。
道理已经说尽了，中原王朝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安无事，在自己国力允许的范围内维持一下秩序。明朝没有做得更好，也没有做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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