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观会议：儒学经典与谶纬迷信的钦定结合

　　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时(79年)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的异同的一次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chèn)”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四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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