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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期人们的识字率有多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程序员文章站 2022-04-23 12:44:50
汉字起源于汉民族先民的刻画记号与原始绘画。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带来历史故事,一起看看吧!仓颉造字成功,惊天地泣鬼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字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普通人与之绝缘,知识的载体... [详细]...

  汉字起源于汉民族先民的刻画记号与原始绘画。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带来历史故事,一起看看吧!

  仓颉造字成功,惊天地泣鬼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字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普通人与之绝缘,知识的载体——文字属于贵族垄断产物。春秋时代,随着破产贵族越来越多,逐渐开始有人将家里掌握知识传播出去,于是“文人阶级”出现,知识慢慢走向平民。

  从春秋至汉代,经过诸子百家的洗礼与数百年的发展,到汉朝时中国识字率有多高?考古发现汉代竹简,或许就揭开了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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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简牍一万余支,后被称为“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居延烽燧遗址,始建于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废弃于东汉末年,历史上曾起到维护河西走廊畅通、保证汉与西域交通、切断匈奴与羌联系的战略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烽燧。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疆域并不以明长城为界,在明长城之北还有新秦中等领土,所以汉代烽燧遗址才会出现在内蒙古。

  按照汉朝烽燧制度,一般烽燧驻守戍卒不到十人,居延烽燧基宽2.5~2.8米、高3米,与寻常烽燧没什么区别,因此居延烽燧驻守人数大约不过十人。但不到十人的烽燧,却在两百余年中积累了一万多支汉简,显然极不一般。

  学者整理解读之后,发现居延汉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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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期人们的识字率有多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居延汉简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条。

  1,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武器装备登记的记录《守备器簿》,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等。

  2,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

  3,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

  4,个人债务的记录、私人信件等。

  日常工作记录,蒙学书籍,练字竹简,私人“日记”.......说明居延烽燧中有识字的人,有正在学习识字的人。

  不过,居延烽燧毕竟是200余年积累,且孤证不立,单独一个居延竹简还缺乏说服力。建国之后,考古专家又相继发现多个汉代烽燧遗址,比如花海汉代烽燧遗址、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出土数万枚汉简,其内容有诏书、簿籍、甲子表、书信、《仓颉篇》等。

  显然,汉代驻守烽燧的小团队中,至少有一人识字,以记录日常工作,接受上级命令等。而且,蒙学作品《仓颉篇》的反复出现,说明烽燧军官爱学习,而爱学习的动力,或许就是汉代军人升职需要识字的严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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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延汉简的出土,颠覆了我们对汉代军人的认知,原来汉代军人、至少基层军官并非大老粗,虽然未必能够卖弄文字,但至少略通文墨,识字率不会太低。

  军中如此,民间如何?《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指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知汉代“民”上书的普遍。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了一位普通人的识字案例。汉文帝的皇后姓窦,普通家庭出身,父亲清贫垂钓,不幸坠河溺亡,留下二子一女,其中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吕太后时,窦氏以良家子身份入汉宫伺候吕太后,后因缘巧合成了汉文帝的皇后。而窦广国被拐走之后,“传十余家”,又被转卖十余家挖煤,二十岁时煤矿坍塌,死了很多人,矿主在当地待不下去了,就将窦广国一起迁居到长安。窦广国来到长安后,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广国成为奴仆期间,相比主人不会教他认字,那么应该就是四五岁之前识字的。

汉朝时期人们的识字率有多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汉朝时皇权还不像后世高不可攀,经常有平民上书。

  汉文帝时,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缇萦是神医淳于意女儿,为了救父上书皇帝,这就是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武帝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司马迁记载的卜式,原本只是一位牧童。

  汉昭帝时,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

  汉宣帝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这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宣帝幼时被关在*,称帝之后,*工作人员上书报功。

  王莽时期,“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其中必然存在不少普通民众。

  尽管无法判断“民”上书的诉状是不是他们自己所写,但一旦上书成功,往往都会被召去问询,甚至还要再登记一些材料、签字画押什么的,因此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史料与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判断汉代普通人的识字率并不低,甚至要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王子今感慨,“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汉代识字率)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在没有纸张、书籍奇少的年代,汉代识字率为何如此高呢?《四民月令》等文献记载,汉代已有“乡村小学”,但教学时往往会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确保了较高的入学率。可见,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和灵活的入学时间,或许是汉代保证较高识字率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就以汉代识字率这一点管中窥豹,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乱世,对中华文明负面影响之大超出想象,或许这数百年的分裂,不仅改变了政局、民族、经济等,还让华夏很多优良传统遭到摧残,乃至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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