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李治为什么要把他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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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大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长孙无忌墓是昭陵陪葬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渠子乡永寿坊村。位于重庆市武隆县江口镇乌江河畔薄刀岭的令旗山下的长孙无忌衣冠冢，俗称“皇坟”、“天子坟”。古黔州即今天的重庆市武隆、彭水一带。墓地规模原占地三亩，主基古朴庄重、楼亭阁工艺精湛，石碑、石狮、石兔、石马排列有序。
那么，如此一个朝廷重臣，为什么最终却落得身败名裂了呢?事情还要从贞观十七年说起。
话说，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因为两位嫡亲哥哥李承乾、李泰接连被废，使得李治从曾经的晋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李治顺利登上皇位，即：唐高宗。
唐太宗去世前，唯恐体弱的李治难保大唐盛世*，特留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三位辅政大臣。这其中，尤以太尉长孙无忌为首。长孙无忌除却是开国元勋、一朝首席宰相外，还是当朝皇帝高宗的亲舅舅。在诸多光环的加持下，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却在权势的腐蚀下，长孙无忌渐渐将唐太宗与其妹妹长孙皇后的警示抛于脑后了。
永徽四年，驸马房遗爱谋反一案最终落定，随着这件事的落幕，长孙无忌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此时朝中的“宰相班子”除了李勣，其余六人皆为长孙一党。而这李勣本是三大托孤重臣之一，太宗在弥留之际，以帝王之术曾将其贬至外地。直到高宗即位，李勣才被提拔成为“宰相班子”一员，任尚书左仆射。
这*官员，显然不是那么好当。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在宫中地位如日中天，迫于压力，李勣选择激流勇退、明哲保身，主动请辞尚书左仆射一职，仅保留“开府仪同三司”与“同中书门下三品”荣誉名衔。都知道，“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宰相相当，名义上李勣仍可以参与朝中决策。而李勣的这一退，却成了以后高宗对付长孙无忌的一颗暗子。
房遗爱一案中，长孙无忌行事异常狠绝，雷霆万钧的手段，让高宗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就是从此刻开始，高宗揭开了“君相之争”的序幕，逐步走上政治突围的道路。高宗走的第一步，是任命李勣为司空，为其重绘凌烟阁画像，以显示对他的看重，更是亲自提笔为其作序。
前朝后宫同为一体，后宫中，高宗极尽宠爱政治才能卓越的武昭仪，疏远冷落了王皇后。至此，高宗意图掌控朝权的态度群臣皆知。
高宗的一番作为，使得后宫人心惶惶，而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终于认清侄女即将失宠背后的含义。于是，他请辞中书令一职，高宗见此，便将他降为吏部尚书。但是，这一切还不够，高宗在朝堂之上，口中说着朝臣不敢进谏，失了贞观遗风，实则却是在试探朝中大臣的态度。
可以说，高宗在与政治伙伴武昭仪的配合下，这条夺权之路，走得异常顺利。
永徽六年，继安定思公主猝死案后，武昭仪对皇后发起了致命一击，控告皇后及其母亲柳氏于宫中施行巫蛊之术。此控告一出，高宗便迫不及待地颁下惩治诏书：立即将柳氏驱逐出宫，并令其终生不可再踏入皇宫半步。次月，被降为吏部尚书的柳奭被逐出朝廷，王皇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紧接着，高宗又准备为武昭仪打破贵淑德贤四妃的惯例，要将其封为宸妃。但是，这一举动却遇到了阻碍。可能是觉得不能放任天子肆意妄为，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中书令来济联同侍中韩瑷面折廷争，将高宗的旨意顶了回去。
这一次失败，让初涉朝堂的高宗与武照意识到，要想压下长孙无忌，彻底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必须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官场之中，最容不下的就是没有心思之人，最先察觉这场较量的自然还是身处权利漩涡中政治敏锐的大臣们。
他们在观望两派相争的同时，未尝没有待价而沽的心思。这其中，就有官任中书舍人的李义府、御使大夫崔义玄、以及卫尉卿许敬宗等人。
像许敬宗、李义府，他们皆是少年成名，而偏偏时运不济之人，谁不想封阁拜相、位极人臣?这样的机遇，可能一生中也就只有一次，所以，他们看清局势后，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天子阵营，为强大己方*，开始了拥立武照为后的伟大事业。
随着政治*的不断强大，立武照为后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日，高宗召集几位宰相，提出：“皇后膝下无子，唯武昭仪有子，如今，我想重立昭仪为皇后，你们觉得如何?”毫无疑问，这想法一经提出，便遭到几位宰相的强烈反对。
但是，高宗却不想就此作罢，三番五次的折腾。最终，忍无可忍的褚遂良直接捅破了那层遮羞布：“武氏曾经侍奉于先帝，此乃众所周知之事，天下人的耳目，岂能蒙蔽得了?”在此事上，褚遂良反对的异常激烈，甚至，做出以死进谏的举动，可即便褚遂良以头触柱、血染丹墀也阻挡不了武照的封后之路。
然而，此时李勣再次进宫，并声称：“封后一事实为陛下的家事，又何须再问外人?”有了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一言，许敬宗在代表高宗规劝长孙无忌被拒后，直接放言：“种地的老农多收点麦粮，还想换个老婆，更何况，贵为天子想立一皇后，这与诸位何干、怎就偏来非议呢?”
这一荒诞的“换妻论”，倒是成就了高宗的舆论场。
同年九月，褚遂良被贬为了潭州都督。
到了显庆二年，褚遂良被贬至越发偏远的桂州，与此同时，李义府被擢升为中书令。同年八月，手握大权的武后意识到时机已到，于是，展开对长孙一党的打压。许敬宗与李义府打头阵，联名上书，举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璦与褚遂良暗通款曲，此二人将褚遂良调至军事重地桂林是为建立外援，意图不轨。
八月十一日，韩璦、来济、褚遂良被分别贬至振州、台州、爱州担任刺史。至此，朝中长孙一党被打压斥逐殆尽，唯留长孙无忌一人，势单力孤、回天乏术。
显庆三年，褚遂良最后一次上书天子后，在无尽的悲愤与失落中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派人员的接连落马，天子的长剑终于指向了最大的“敌人”——长孙无忌。
显庆四年，武后授意许敬宗是时候对长孙无忌下手了。当时，许敬宗与另一位官员幸茂手上正在料理一桩朋党案，此案牵扯到朝中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在许敬宗的言行逼供下，韦季方不堪重刑意图自杀，结果未遂。
此时，正为如何完成武后命令发愁的许敬宗灵机一动，立即上奏高宗，说：“韦季方此番畏罪自杀，并非是因为他结党营私，而是另有重大隐情。”许敬宗道：“韦季方等人欲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忠良，从而重掌朝政大权，而后伺机发动政变。怎料阴谋败露，这才有了韦季方自杀一事。”
案情发展至此，已经远远超出官员结党营私的范畴，而是其罪可诛的谋反案了。并且，而这意图谋反的策划者还是当朝太尉，天子的亲舅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许敬宗这一番话完全是“欲加之罪”，但是，前有房遗爱案做“铺垫”，如今，这案件倒是不让人觉得意外。历史是何其相似，当年，长孙无忌一手炮制出房遗爱案，而许敬宗如今的手法跟他却是一模一样。
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传入高宗耳里，他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是惊讶，说到：“这怎么可能?舅父如今遭到卑鄙小人的离间，可能会与我产生一些嫌隙，但是，何至于做出谋反这大逆不道之事?”
许敬宗回答到：“微臣反复推敲案情始末，长孙无忌意图谋反一事已经败露，陛下却仍怀疑不定，这不是**之福。”
此时，高宗竟是潸然泪下，说：“是我李家不幸，外戚中屡有心生异志之人，当年，高阳公主与其驸马谋反，如今元舅亦如是，这让朕如何面对*百姓。若此事属实，又当如何处置?”
许敬宗紧接着说道：“房遗爱一区区小儿，同一女子起事，自然不可能成事，与长孙无忌不可相概而论。他当初一路追随先帝，打下大唐万里*，才智令世人拜服。至今，担任宰相一职三十余年，众人皆畏其威。他一旦起事，谁人能挡?今幸得宗庙有灵，先皇庇佑，从一小案扯出这大奸之人，实乃天下之大幸。”
微臣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晓韦季方自杀未遂、阴谋暴露后干脆攘臂一呼，发动政变。若真到此时，定为宗庙之忧，所以，还望陛下速作定夺。”高宗沉默半响，最终，下令许敬宗再调查一二，务必找出确凿证据。不负所望，许敬宗次日一早，便带着连夜突审出的证据入宫禀告高宗。
他说：“韦季方已经供不讳，承认与长孙无忌等人欲图谋反。”韦季方供称：“韩璦曾对长孙无忌说，‘当初，褚遂良、柳奭就曾劝您拥立梁王，可您不愿。现今，太子被废，陛下定然对您也有了猜忌之心，高履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长孙无忌一听此言，便心生惶惶。加之，后来族侄长孙祥被贬，韩璦等人接连获罪，为求自保的长孙无忌，便决定与韦季方一同密谋，准备谋反。
案件发展至此，连“证据”都有了，长孙无忌自是在劫难逃。
高宗听后，故作悲痛状，说：“我自己不忍杀舅。”而许敬宗，却不假思索地提到汉文帝时期的薄昭，说：“当初，薄昭犯下杀人之罪，汉文帝令百官哭悼，然后，大义灭亲将其诛杀。汉文帝这一做法，至今仍受天下人赞扬，并将汉文帝视为明君。长孙无忌将两朝大恩抛之脑后，意图谋反，比薄昭之罪更甚，今其阴谋败露，铁证如山，陛下还犹豫什么?”
看到高宗有所鱿鱼，许敬宗又说道：“古人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事刻不容缓，望陛下早做定夺!”
许敬宗的一席话引经据典，无懈可击，一番劝说下，高宗也顺理成章地止住悲痛，下令将长孙无忌逮捕归案。
在几次对话中，高宗都表现出悲痛非常，一副宽仁孝友的模样。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许敬宗陪高宗做的一场秀，君臣二人配合的恰如其分。而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高宗一贯的仁君形象，避免落下杀舅的历史骂名。
从头至尾，看似是许敬宗迫不及待地要定长孙无忌之罪，实则是高宗在暗中指示引导。
因为，长孙无忌身份太过特殊，要想名正言顺地治其罪，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所以，君臣第一次相谈后，高宗“命敬宗更加审察”，与其说是让许敬宗证明长孙无忌清白，不如说，是要彻底坐实他的罪名。而心领神会的许敬宗，便连夜便找出了“铁证”，这就使得长孙无忌彻底成了罪人。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下旨摘除长孙无忌一切职务、爵位，遣送至黔州。同年七月，高宗令人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后派袁公瑜去往黔州“再鞠无忌反状”。
不久之后，当年的辉煌恍若隔世，两朝元老孙无忌，最终，殒命于一条白绢之下。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将他陪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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