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是不可饶过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黄郛后人却经常为他辩解

　　在中国史上，黄郛是不可饶过的一个人物，他参与了近代中国很多重大事件。他是的干兄弟，但是做了很多汉奸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一手操持的“”，就明确了日本侵占华北的合法化。但是，对于黄郛，后人却经常为他辩解。这是为什么呢?

　　(黄郛)

　　黄郛有一个古难的童年。他6岁父亡，遭族群挤轧，随母迁到杭州。在慈善学校免费就读，于17岁取得生员资格，在杭州开馆教书。

　　24岁的时候，黄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后保送日本留学6年。在日本，黄郛加入了的同盟会，成为孙先生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创立同盟会 “丈夫团”并任团长。后，黄郛与蒋介石一起，参与了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由此成为结义兄弟。

　　爆发时，黄郛在陈其美的沪军任参谋长，指挥克复沪、浙，又参与领导江浙联军，首先攻克南京，定都南京，成立民国，这一系列重大步骤，总策划人即是黄郛。

　　1924年，黄郛参加了领导的，驱逐了，又*了。后来，黄郛成为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这应该是他一生中的权 利高峰，成为国家领袖，代表中国对外发令。后来，复出，黄郛*辞职。

　　倒闭后，1928年初，黄郛被推荐为南京*外交总长。后来，蒋介石遇到了棘手的事情，就找到了干兄弟黄郛，没想到因此背上了人生污点。

　　(蒋介石)

　　北伐战争期间，日本人发动了“济南*”。当时，日本少壮军人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中国军队，杀害国民*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

　　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只想与日本人妥协，他又不愿担当“*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就交给了干兄弟黄郛出面。

　　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但，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

　　后来，民愤太大，黄郛辞职。

　　然而，这刚刚是开始。

　　(黄郛)

　　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骑已经越过长城，直逼通州，平津吃紧，华北危如累卵。*其时的军事力量，对日本军队完全无抗衡的可能，再加上还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江西的“剿共”上。中日交涉停战，已经是迫在眉睫。可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是何其棘手!

　　南京*的高层对处理华北政局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需要摆出高蹈的姿态，做给全国大众看，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无论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是行政院长，在报纸上发表的官样文章和讲话，都是如此。而私下的电文往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尽早安定华北，使得日本人不再进逼，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要求他“权宜行事”。“除签字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

　　这其实就是一个汉奸该做的活，黄郛心理非常清楚。但是，他明知是火坑，但必须有人去跳!他不去跳，难道让负有更大责任的蒋介石去跳吗?仗义的黄郛，又为蒋介石做了一次汉奸。

　　当时，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郛就像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他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塘沽协议签订现场)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 协议中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黄郛在华北的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一时间责难纷起，备受指责。

　　1933年8月，天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

　　这件事引起的民愤非常大，不久黄郛辞掉了所有职务。

　　(黄郛)

　　现在的学者评价黄郛这个人时，认为他非常有争议，做了汉奸做的事，但是得到的评价，却是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认为他是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他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之所以这样评价他，还和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有关。

　　1928年5月，黄郛辞去外交总长一职后，偕夫人沈亦云同游莫干山，从英国人琼司太太手中买下“春园别墅”，取名“白云山馆”。此间，黄郛在莫干山，一直致力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与庾村农民结下深厚友谊。

　　黄郛一有空闲，即到山下农村走访。他发现，环山数十里的山民大多目不识丁、怠惰、贫穷、守旧。孩子们没有书读，于是在莫干山推行了一系列农村改良举措。

　　1932年6月，黄郛开办了莫干小学，聘请友人来主持校务。他认为，创办学校是改良农村、改变农民贫愚积弱面貌最根本的做法。在开学典礼上，黄郛致辞说：“我夫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莫干小学的学生个个成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

　　此外，黄郛还在庾村推进改良中国农村的试验，1933年4月，他发起成立“莫干农村改进会”，自任理事长，办事处就设在莫干小学。黄郛夫妇夫唱妇随，以莫干小学为中心，兴办了一系列农村事业，办农民夜校，改良农业技术，兴建蚕种场，建立农村信用合作，开展灾荒救济，发展卫生事业等等，造福一方百姓。黄郛还兴建了文治藏书楼，藏书极为丰富，有各种典籍万余种，不仅向师生开放，也欢迎村民借阅。

　　1936年， 黄郛逝世，但是他推行的莫干山农村改良举措却持续到了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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