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社区型交流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创投交流环境

回到香港的李维乐向家人介绍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家人听得入神，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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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晴朗，空旷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挂着红色装饰，北风用力地吹着，仿佛要把几幅年尾残余的喜庆从树上拽下来。那是李维乐最忙碌的一个春节，如何把一段即将结束的创业打扫干净，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而忙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他情绪。只是回头望去，那张摄于长街没戴口罩的相片，却像倒刺一样勾起了许多回忆：临别时刻的清澈蓝天，以及刮在脸颊上的北风是多么干涩，那是北京留给他最后一刻的疼痛。

我在铜锣湾Tower 535的漂亮写字间里找到了李维乐。两年过去了，对这个28岁的香港青年来说，北京的两年历险早成模糊往事。

220米的长街浓缩了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国内创业大潮。2015年5月，总理来到创业大街视察。这一年被国内媒体封为“创业元年”，在香港，类似的说法叫作“港人北上创业的第三次机遇的开端”。这一年，在香港青年年度就业报告中，北上创业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两成。

对于李维乐这样刚毕业的青年来说，未来选择原本是金融和地产两座大山之间的狭缝，但他却在媒体字里行间闪烁的机遇里，读出一种超越原本想象的“可能性”：“当时看到马云演讲的视频，怎么白手起家，创造伟大事业，就好激动。”李维乐说。而距离的遥远过滤了现实考虑。李维乐*地崇拜着马云，很想找他要一个签名，却在北上之前一直忽略一个事实：阿里巴巴不在北京。

三年了，咖啡冷了吗?那一波热潮中催生的梦想，无论结出果实，还是化作灰烬，时间都已足够。李维乐离开了滚滚红尘，在高窗映着蓝天的写字楼里做金融分析，他的创业伙伴把项目移到了香港，重新起步，还有几个朋友留在理想地继续摸索打拼。但这不是一个讲述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它有着更加深邃的维度，这些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碰撞和融入，一层一层剥下惶恐和不安，踉跄前行，关于英雄的想象有多光鲜刺激，真切经历的时光就有多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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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乐一天中的一半时间呆在写字楼顶层的Coffee Space，而不是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在空旷的地方思考，这个习惯是从北京带回来的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而两座城市迥异的气质使思考几乎不可能滑向怀旧：Tower 535里的人们穿着职业装，三三两两围桌交流，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可是北京……”他轻声回忆，“我还在咖啡馆睡过四个晚上呢。”——那里满是创业明星的照片，一楼墙壁的显眼位置是那些融到资从这里走出、正一步一步展开宏图的中国企业的名字，咖啡杯上印着张扬的文字“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关键是，那里的空气“有一种点燃的感觉”，大家都在说话，大家都那么兴奋。

另一样东西呢?是李维乐的笔记本解锁密码，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日期。他摇摇手指，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一些事情吧。”

李维乐来到北京的夏天，刚好瞥了一眼创业大街喧嚣的尾巴。三个月前，总理来到创业大街喝了一杯咖啡，这个强大的信号给正在酝酿的资本寒冬吹响了复苏的号角。之后的一个月，中关村核心区的税源登记户增加了4202家，这个数字相当于2014年整年的40%。但热闹背后的不安可能是，尽管咖啡馆里挤满了创业者和被“总理咖啡”吸引过来的游客，和媒体描述的一样，但李维乐设想过的知名投资人来咖啡馆演讲布道的激情场面，一次也没见到。

“你也是创业的吗?”

“我见过雷军一次!……他们现在都不来了。”

真正的创业者容易分辨——在清晨或者凌晨，仍然坐在咖啡馆，像狼一样盯着电脑的人多半是了。创业者有时会分享类似的接头暗号，李维乐和朋友郑嘉森的粤语口音免不了会引人关注。“香港啊……那你们很厉害啊，也很勇敢。”他们这样对他说。遥远是最神秘的光环。

创业孵化器机构里，会议、讨论、路演……热火朝天

“租房子把钱都用完了，天天吃方便面，哪有很厉害。”李维乐苦笑着说，至于“勇敢”，他通常直接就笑纳。和我说话的时候，李维乐流利的普通话和平常广东人无异。可那个时候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没有遇到过不耐烦之类的事。”不同于香港人交流的礼貌和距离感，李维乐觉得人情味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刚认识的人开玩笑特别轻松。

无论如何，相比于近在咫尺的深圳和熟悉感更多的上海，北京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针对北上港人创业配套的设施和政策尚未完善，这一切使他们来北京创业近似于拓荒。在深圳工作的港人数以千计，但在北京，李维乐结识的年轻香港人圈子只有11个人，去三里屯刷夜都凑不到打折标准。“所以我肯定算是很勇敢的。”他笑着说，辞去日本的工作，从香港来北京，说服家里人的费力程度和逃婚没什么区别，连续吵架导致一家三口喝了几天梨汤润喉。

“香港的父母也会这样控制孩子吗?”

“会，太会了，亚洲父母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可能内地还好一点，很多成功创业的榜样摆在那里，香港父母会更传统，身边的年轻人走的都是挣高薪上车买房的路，就觉得只有那个正确。还有我之前的公司是开发游戏的，父母就觉得青年人和游戏连上关系就完了，就贴上宅男的标签了。”

李维乐说，在香港，最优秀的大学生读金融法律医学，互联网从来不是热门行业，哪怕今天也不是。

李维乐的家在香港粉岭，父母开餐馆，生意不太好。距此一站的上水离海关很近，是香港知名的水货中转地，水货客(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从事水货活动的人)的仓储生意像流水侵蚀一样一点一点占领了本土小贩的摊点。

李维乐偶尔也去深圳，看着这些年楼房一幢接一幢钻上天空，但相比于香港，蓝天还是开阔的，还没有被密集的高层建筑撕成碎片，这就是对内地全部的印象了，可是北京在那么远的地方。

喝了几天梨汤之后，父母只得妥协。这次叛逆引起的风浪比第一次要小，第一次他把母亲气病了。从港大毕业之后，李维乐通过全球招聘计划去了东京一间非常大的公司做财务顾问，公司属于综合商社，薪金非常高，信誉也高，入职第一年就可以在东京买房子，无需付首付。

还有一个父母辈特别看重的优点：稳定。“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辈子不可能给你开除，工资每年怎么涨一眼看到退休。”李维乐说，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4年冬天，东京雪景很美的季节，反复斟酌猎头的邮件四个月后，李维乐辞职去了深圳一家临近融资的手游公司，协助财务整合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被创业的激情感染，总经理并不是西装革履面容深沉，而是可以跳到桌子上说话，那些话是那样激荡人心，他沉浸在那份工作里，自己的野心也渐渐萌发成长。

再过半年，他去了心目中神秘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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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嘉森在宿舍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了李维乐的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个在微软工作的技术合伙人，对方答应先合作，待融资落实就辞职。电话里的朋友很开心，他却觉得心悬了起来。郑嘉森和李维乐在大学是一个宿舍的朋友，毕业后去英国读法律硕士。创业的代价是休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想了很久，仍很犹豫。学校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他心乱如麻时习惯去那里散步，湖里有几只白天鹅，像丝绸一样轻轻漂在水面上。

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女朋友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修皮鞋，白手起家办了间皮鞋厂，前些年温州企业遭遇倒闭潮，女朋友家的厂子顺势关掉了，父母拿着那些钱放贷，现在生活很好。尽管创业意味着暂时的分离，女友仍然支持他。

有时候，两个人会聊起彼此成长的经历。早年近似于野蛮生长的温州企业家，唯一能够抓在手里的只有机会，这个观念浸润在女友的成长和父母对她的言传身教中。对于出身律师家庭、从小按部就班的郑嘉森来说，那些描述散发出新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就开始向往。

“这个时候创业的机会就在互联网。”女友的肯定给了郑嘉森许多力量。

这个创业的点子，他和李维乐讨论过几个月，想法从两个人的海外经历中发芽。核心是“社交购物”，区别于传统电商的地方在于：人和人之间通过平台交互，产生购物模式，比如喜欢旅游的人会在平台分享看到的新东西，有人想要，就通过平台跟随，请去旅游或者定居在那里的人购买寄送，利润可以覆盖一部分旅费，以这样的方式联通全球偏僻新奇的物品，购买和发布的东西都将积累为平台内容和影响力的扩展源。

“这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郑嘉森记得朋友在电话里自信的声音。他长住英国，找他代购的小伙伴很多，隐约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他们为此做过一次试验：小时候很多人养过挂在钥匙扣上的电子宠物鸡，在国内早就没有了，日本还在生产。他们批发了几十个挂在社交网站上卖，挑起一波对童年记忆的感慨，小鸡也一下子卖空了。

想法被证明的感觉很美好，可是创业者的问题，或许就是急于把种子想象成玫瑰花。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李维乐的同事帮他联系的投资人对共享经济很感兴趣，但投资的前提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去北京前，郑嘉森、李维乐、技术合伙人和投资人在广州深谈，似乎“大家都特别有信心”。握手言别，感觉梦想一下子就有了真实的分量。

再度飞回英国，郑嘉森还是交了休学申请，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真正的原因是要去创业。

郑嘉森比李维乐提前几天飞抵北京，直接搭计程车去了网上预订的短租公寓，在清华大学附近。他和李维乐上下铺，房间不算小，但是没有窗户，200元一天。因为“没有隐私感”，两个人白天尽量不在室内。

第一周熟悉北京城。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内地人不少，带着李维乐练普通话。可第二天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他向售货员反复说：“我要胶袋，胶袋。”售货员拿起一个透明胶疑惑地看着郑嘉森，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付钱离开。他要的是塑料袋。

初来北京的半个月像一次平淡的探险。郑嘉森把每一天的事情记在facebook上：在地铁里迷路，丢了一次手机，在闲鱼里淘旧办公桌和椅子没注意地址，拉车的运费足够买新的。还有戴着防霾口罩的照片，被一群香港朋友评价“像超人”、“外星人”……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在北京的第一个生日，郑嘉森收到这个祝福。

“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车开太快了，有些不敢过路。”郑嘉森毫不思索。

一切都太快了，创业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车库咖啡，李维乐和郑嘉森给胎死腹中的App起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英文名字，中文翻译是“若驰”。英文名字后来用于香港的二次创业，中文名终究没有真正启用。

投资人给他们第一个版本App的发布设了时限，临近这个日期的一个多月，技术合伙人发微信告诉李维乐：他要结婚了，事情多，可能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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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乐觉得三里屯是北京和香港最像的一个地方，有一种仿佛异域的繁华感，他喜欢舞台上的嘶喊、英文旋律和暗色灯光下闪烁的啤酒泡泡。在北京的时候，两个人经常过来玩，有时候是庆祝，有时候为买醉。也或者这两个目的在同一天凑到了一块儿。

创业维艰，向前的每一个脚步都很激动，但从头至尾，最大的焦灼是钱。

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是香港人，在北京开公司就是港资企业，需要资金证明、资信证明、律师信等繁琐的文件用于开户和办理支付宝接口，而且需要实体地址。按行情，在北京租一个“只有地址，不能办公”的名义办公室：一个小格子，一年下来要三四万，加上房租，这些成本意味着比普通内地人在北京创业更难。

两个月后，经过代理公司的协助，公司终于办成了。“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五天，人不用出门，把签名寄到需要的机构就行。”李维乐说，在北京他为了那些证件和印章跑断了腿，办事处的大妈特别热情：“哎呦小伙子你应该这样……”鼓励地拍他的胳膊，可就是事难办。

公司成立的那天去KTV庆祝，四小时，六瓶酒，很多热血歌曲的旋律涌上心头。

产品之后落实资金是投资人的死线，到未来的那一刻，真正的创业才算开始。可是技术合伙人非全职，App的进展就很缓慢。在最开始的几个月，两个人像营销电子小鸡那样，在他们知道的所有内地社交平台上为“若驰”做先期推广，打出日本和英国的一些产品，给低价积累粉丝。这成了创业最初的瓶颈，几乎没有人回复他们，两个人经常刷留言到两三点，沮丧地入睡。

“为什么这样?”他们常常讨论很久，这个结果和香港平台的反应迥异。按照最初的设想，内地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更大。设计方案想了很多遍，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二十来个电商App，元素反复参考搭配。

除了每天和技术合伙人商量开发进度，在最早期的半年，一切仿佛是停滞的。李维乐劝说投资人的同时，却无法安慰自己。而两度推迟开发周期，他已经感觉到对方口气的冷淡。

李维乐一度为此忧心忡忡，他想寻找更多投资，可在2016年的创业大街，各路投资人来这里求贤的场面已是媒体上的明日黄花。李维乐从朋友那里拍到许多投资人的名片，一个一个打过去，有几个人同意见面，但费了一番唇舌之后，对方“好像只是愿意先看看”。

但总归，没有被当面拒绝，这已经值得喝两杯酒来庆祝了。

最初的投资承诺还在，App仍在按序开发，但危机感已经悄然笼罩。

两个人都把马云当偶像，但一旦试着把马云的演讲往自己身上套，总会得出类似“脸皮太薄，做得不够”的结论。后来，郑嘉森笑着对我说，自省也是往前走的力量，环境本来就陌生，把问题归于环境，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但这个力量只有转化成行动，才能慰藉摇摇欲坠的信心。

他们天天乘地铁，那时候的北京地铁有时会看到宣传创业的年轻人，沿着座位一个一个求人扫二维码。那些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不明所以，更加开朗的郑嘉森提出，既然网络推广不行，别人能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做，除了地铁，还有饭店、酒吧……

早已忘记第一次开口是多么羞涩。每一天，他们给自己计时，今天要去推销多长时间，之后是结束战斗那样的轻松。最清晰的印象不是微笑和冷眼，而是彩色亮面纸的打印费花了九百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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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技术合伙人拖缓进度似乎是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让计划之内的投资变得遥遥无期，拖垮了所有人的信心。2017年春节，李维乐回香港做老本行金融，兼顾创业项目。郑嘉森在香港重新招揽团队，第一轮融资已经落实，梦想换了一个摇篮。

北京最后的回忆带着一点哭笑不得。李维乐度过了最忙碌的春节，卖桌椅，退租，和房东道歉，最后拿回三分之二的押金。而郑嘉森乘坐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把手机落在了车里。他通过滴滴软件找到司机，司机说被后来的乘客拿走了。试着让司机帮忙联系乘客，说手机锁定没法使用。他说愿意出1000元买回来，不到20分钟，计程车又出现在机场门口。

“事情是巧合的，没有说北京司机素质不好，之前也丢过一次东西，司机发现就给我打电话，打了三个。”郑嘉森笑着说。

对于“素质”这类表述，郑嘉森特别敏感，常常主动解释他“没有这个意思”。

“是遇到过这方面的误会吗?”

他笑而不语。

一切都过去了，可是那一丝惆怅，又仿佛从来没有结束。

Tower 535楼顶的巨大落地窗对着香江，江流入海，无边无垠，有时候把他们的思绪拉得很长。

郑嘉森对我说，创业第二年，他越来越感觉似乎不应该那么草率地去北京。日常生活的差异，语言、生活习惯，都是细枝末节，但越来越空虚无力的感觉或许在于，两地创业文化的差异远不止此，而他们其实没有分辨清楚那是什么。“一定要总结就是，我们在香港长大，我们很了解香港，无论人还是环境。可是我们不了解北京，尤其是后面的病急乱投医，都是在模仿别人的做法，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不知道出了问题是为什么。”

是不够执着吗?在北京两年，给郑嘉森留下印象最深的那个人，是创业大街所有咖啡馆的熟客，四十多岁，穿着似乎永远不换的白色T恤，和每一个创业者推荐他的项目，是一个复杂的金融模型，帮创业公司处理财务问题。他衣服的陈旧、表情的热切和在郑嘉森看来非常没有分寸感的表达，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显得格外突兀。郑嘉森私下里和李维乐开玩笑，说这个人可能精神有点问题，后来回味起来，又觉得可能“那就是一种精神”。

是放弃太早吗?可似乎也不是，两年中缓慢的信心流失，不完全是对项目的预判失误，以及合伙人的“不靠谱”。而是他们越来越觉得，似乎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比如常年在咖啡馆徘徊，也见过别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双方语速飞快地对答，他听不清楚，练了那么久的普通话，可是拿到台面上，还是像一板一眼地介绍教科书。

以及很多攀谈的场合，李维乐说，自己其实拿不准是不是该敬一支烟?这也是萍水相逢的创业者介绍的技巧，可是怎么娴熟运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关村大街

更别说那些“高深缥缈”的问题：北京的消费者喜欢什么，为什么他们精挑细选的商品应者寥寥。不是没有试过调研，在好几个大商场里，腿都走断了;加了能加的所有微信代购群，一笔一笔记下有价值的回复。

“可能有一天我们重新做起来，还会回到北京。”李维乐认真地说，精心保管的笔记本像是一件信物。

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都知道一个名字中带Green的代理公司，专门帮外籍和港澳台创业者代办成立公司的繁琐事项。金经理已经不记得那两个有些青涩的男孩，但在他的印象里，2015-2017年找过他们代理创业程序的香港青年每个月都有，大都彬彬有礼。他有时候会提醒他们，在内地做生意一定要入乡随俗，要让真正的本地人带着你走进这个圈子。

回想起来，李维乐觉得在北京两年，其实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内地朋友。至于因为共同想法走到一起的技术合伙人，他诚恳而努力地维护着合作关系，定期问候，催问进度，探讨事情。可还是就那么分开了。

从北京到香港，他们再也没有联系。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李维乐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

似乎过了快一个月，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大意是感觉压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团队的想法很分散，有时莫名其妙，或许是彼此历练不够，都还不够成熟。

我向李维乐转述对方的话时，他在Coffee Space加班。电话里的声音仿佛黏住了，静寂，一分20秒，窗外的香港一片夜色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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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过去了，有些东西仿佛又回来了。

即使有资本寒冬的冲刷，在激情饮水饱的创业大街，“创业者”一直是特别自豪的身份。回到香港，郑嘉森又成了父母眼中的离经叛道者。从现实看，不能说父母的考虑毫无道理，香港拥有一个成熟商业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的坦途。和郑嘉森年纪差不多的香港同学，现在大都在做律师、投资人，月入过了10万，早已“上车”，而他孑然一身，住在父母家，耳边吹着日复一日的担忧。

回到香港一年了，郑嘉森再度谈起北京，他觉得北京的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仿佛很轻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北漂就是一心工作。而香港青年有一种执念，无法把租房作为常态，很多人觉得奋斗出一套房子就是人生目标。

“……这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

“可能是，但是一万个香港大学生里面，都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创业的。”郑嘉森认真地说。

郑嘉森觉得，这可能和香港整体创业气氛有关，经济地产化，没有创新引领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港大举办过的几场创业分享会大都听者寥寥。“社会没有榜样，比如李嘉诚做的事情就是买卖房子，把地屯起来，这个东西不需要创新。”他说，“你看到了，香港没有一个马云。”

Tower 535是铜锣湾耀眼的地标写字楼，驻扎的大都是外资企业，基本没有创业公司在里面，这带给郑嘉森一种奇妙的孤独感。加上创业终于走上了正轨，曾经的忧惧不在，心境甚至有一种匹马行军的壮阔。

回家了，再也没有那么重的焦灼需要用酒来融化，李维乐恢复了室外跑步的习惯。熟悉和秩序回到了他的生活里，另一些熟悉的东西渐渐离开。比如，香港的外卖公司主要来自德国、英国和日本，一份外卖配送二三十元，这个价格他已经没办法习惯了。

当年，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上下铺和三张办公桌的小房子里，夜生活就是滔滔不绝的讨论、新送来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冰镇可乐。

从英国、日本到香港，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有付小费的习惯，外卖员连连感谢，有时停下和他们聊一会儿。他们从这些碎片里窥见，一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在一个机会蓬勃的社会用劳动换取不错的收入，养活全家;他们也看到有些外卖员蒙着灰云的脸，碰撞剐蹭，甚至受伤。

他慢慢读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缜密和保守，香港的电动车没有立法，外卖只能用货车，成本很高;而立法需要考虑各个方面，通常是一个极为冗长的过程。

李维乐说，在北京的时候，他很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总理说支持创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区每一个*，都在做各种东西支持创新。但香港的燃眉之事是解决民生、矛盾、楼价，或许没工夫考虑创新。

晚饭后和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李维乐向他们介绍在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比如滴滴收购了Uber，Uber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当时让他震撼许久，而过程更是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家人听得入神，可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耳濡目染，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另外，讨论这件事情时，李维乐发现香港人有一个有趣的默契，可能来自骨子里的秩序感，他们特别敏感的一个点是：“微信屏蔽Uber公众号，不少人觉得是策略性干扰市场。”

英雄地，斗兽场。很多回忆让他们怅然，还好前路更长。

在香港人北京老乡会号称“最老北漂”的冯先生对我说，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来内地的创业者，那时香港人拥有语言和眼界的优势，如鱼得水;现在过来的香港年轻人遇到挫折很平常，但是走走看看，一定是好事。而且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照耀着香港经济起飞的那些年，现在，它应该被传承下去。

当初，在融资之前，李维乐本来决定用在日本攒的钱“烧创业”，最后其实没损失太多，可这过程心急火燎，但现在想，那笔钱如果付了北京2015年的首付……

“开玩笑啦。”他笑着说。“这所有一切，包括从日本辞职，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些经历是最重要的财富。”

(文中郑嘉森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