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每年投入约2.5亿美元重点加推进建设大数据

●只要提供的数据量足够庞大真实，通过数据挖掘模式，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等复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战争迷雾”。

●从军事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战争机理，进而实现对战争的精确设计，是借助大数据研究信息化战争的要义。

在大数据引领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的时代，深刻理解大数据内涵及其对信息化战争的影响，在大数据中探索战争深层机理，掌握以数据为中心科学设计战争的方法，方能在日新月异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大数据战略：从“决策辅助”到支配决策

大数据是指规模远远超出传统数据库软件处理能力的海量数据集合，包含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系统。信息化战争是公认的复杂巨系统，仅诸军兵种庞杂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环境数据，就足以大到使普通的信息处理能力捉襟见肘；敌我对抗的复杂化，更是使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同时，不同层次、种类各异的模拟系统可在几小时内详细推演出几天甚至数月的战役实兵对抗过程和结果，极大地缩短了数据产生周期，更加庞大的军事数据也随之产生。

毫无疑问，信息化战争的深层机理，深深蕴藏于上述海量军事数据当中。但要想探寻出这些机理必须克服两个主要瓶颈：一是海量军事数据广泛分布于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在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争进程明显缩短的广阔战场，如何对其进行实时高效的采集？二是为满足信息化战争突然性和决策时效性强的苛刻要求，如何对海量军事数据进行快速精确分析？

大数据，正是破解上述两个瓶颈的关键。人们可以有效利用大数据，探寻信息化战争内在规律，而不是被淹没在海量数据中一筹莫展。有鉴于此，军事强国无不将大数据列为军事发展重点。上世纪90年代，一些信息领域学者就曾预言，大数据将成为推动军事变革的重要发力点。2012年5月，联合国发布《大数据开发：机遇与挑战》报告，得到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积极响应。同年，美国发布《大数据研发倡议》，正式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美国国防部则以每年投入约2.5亿美元建设经费的超常举措，将大数据建设提升为美军战略重点加以推进。世界军事强国对数据的重视由来已久，但传统上将其功能定位于“决策辅助”，而大数据战略则将其功能升华为“决策支持”，这表明军事数据已从辅助地位转向支配地位。

数据挖掘模式：破解“战争迷雾”的有效路径

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有着本质区别。为探寻信息化战争规律，人们曾提出众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总体上可归纳为四种范式：

实验科学，被称为探寻战争规律的第一科学研究范式。依据这种方法，人们会投入巨资，在战前通过反复的实兵对抗实验来论证和改进作战方案。这种研究范式组织实施困难，花费巨大且周期较长，并常常难以对作战方案的众多细节实施推演。

第二科学研究范式是用定律描述战争规律的理论科学。一些学者曾采用类似牛顿定律的数学公式来描述交战过程，最为经典的当属兰彻斯特方程。但这种研究范式难以描述包括信息对抗、战斗精神等复杂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恰恰是信息化战场上各级指挥员关注的重点。

计算科学被称为第三科学研究范式，它是对第一科学研究范式的改进与升华。诸军兵种的作战编组及作战方法更加灵活多样，为减轻经济压力，提高对抗实验的效率，人们基于计算机开发出作战模拟系统，从而可以无限地模拟成千上万个不同作战单元间的交战场景。但这种研究范式只能使人们感知交战的过程和结果，难以准确描述诸如诸军兵种协同行动的交互作用等信息化战争深层机理。

以大数据为核心技术的数据挖掘模式被称为第四科学研究范式。该技术由计算机科学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提出后，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09年10月，微软公司发布了《e-Science：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2012年3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X数据”计划。二者不约而同地将数据挖掘视为大数据战略在国防安全领域贯彻的核心功能加以重点发展。

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武器装备而是人，但人的思维和行为很难被精确预测，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制造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迷雾”。因此，自有战争以来，人们虽努力探寻战争的深层机理却收效甚微。但通过对大数据的有效开发，几乎所有这些决策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对精确和令人信服的回答。只要提供的数据量足够庞大真实，通过数据挖掘模式，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诸如敌方指挥员的思维规律，预测对手的作战行动、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等复杂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破解甚至消除“战争迷雾”。

精确设计战争：以数据为中心的战略重心转移

沃尔玛超市曾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尿布一起被购买最多的商品竟是啤酒。此前，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商品常被一起购买。超市于是将它们摆在临近位置，结果二者的销售量双双大增。

同理，从军事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战争机理，并基于这些机理制定决策，进而实现对战争的精确设计，是借助大数据研究信息化战争的根本。其核心是实现“从数据到决策”，建立以各军兵种、战场环境间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自主式决策支持系统。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战略重心转移，体现了设计信息化战争的前瞻眼光。

在冷兵器和热兵器战争时期，制定作战决策时缺少足够数据支持，甚至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保证。因此人们更多依靠经验对作战进行概略或粗放式设计，“艺术”大于“科学”。但随着先进技术不断融入军事实践，促使人们发展出较强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精确设计战争的意识和手段已有长足进步并在战争中获得较多应用，“科学”有时甚至重于“艺术”。发达国家军队甚至曾流传一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此话虽显偏颇，却反映出人们希望基于数据设计战争的愿景。

当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促使作战形式发生质变，如何以数据为中心精确设计战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针对特定的作战对手和作战环境，如何对己方成百上千、功能互补的作战单元进行模块化编组，从而实现整体作战能力的最优？面对众多性质不同、防护力不同且威胁度各异的打击目标，如何对有限数量、有限强度和有限精度的火力进行分配，以收获最大作战效益？在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大数据有望实现战争设计“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融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