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酒礼文化如何发展的？从“饮酒误国”到“飨祀养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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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酒礼文化是建立在夏商因酒荒政的认知基础之上。最早注意到酒的矛盾性质的统治者是大禹，据传大禹在品尝了下属仪狄酿造的美酒之后就疏远了仪狄，原因在于大禹认为酒本身所具备的不稳定性可能影响政治统治，并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果然，夏桀与商纣的亡国都与酗酒误政有关。具体到周代，通过对商代政治气象的前后对比，周公发现商朝前期诸王及官员对酒事的态度较为严谨克制，因而殷商前期的社会秩序也相对安定，政治较为开明。殷商的*衰落以及最终灭亡与商朝后期上层贵族的滥饮荒政关系密切。《酒诰》一文对酒的两面性也着清醒认识，并由此形成中国古代政治中独特的“饮酒误国”观念，周代的酒礼是在周初限酒的政治基调中形成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酒与人性的角度对酒进行定义，见解独辟蹊径，“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由此可见酒是一把双刃剑，酒本身虽然具有医药、宴饮等功用，但是同时酗酒易产生酒祸，饮酒过甚就如同人溺死水中。

　　周代监督酒事活动的官员称“萍氏”，萍草由于没有根不会沉入水中，用以象征挽救沉溺于酒中者。

　　为了最大程度削弱酒所带来的消极性，周朝最终以礼作为管理酒事的主要手段。《礼记·乐记》篇认为：酿造酒的初衷本是为了“飨祀养贤”，并不是制造祸端，但是酗酒之人饮酒之后往往容易惹事，所以统治者才制定了酒礼，以达到“有礼则酒食可以合欢”的目的，发挥“礼者，所以缀淫也”的功能。因酒礼的规范作用，周代贵族对饮酒的每个环节都有严苛的礼仪标准，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酒对执政者、对政治的消极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周代这种严格规定饮酒用途的限酒政策不等同于禁酒，酒在周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的重要功用，将周礼作为饮酒活动相结合，反而赋予了酒在夏、商王朝中并不存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成为周人的文化要素而存在。

　　总之，酒礼在最大限度发挥酒的功能作用的同时，也规避了其对政治以、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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