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除了名字为什么还有一个别号 这个别号有什么讲究
还不知道：古人别号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了解某位古人生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书中这位古人经常会出现数个不一样的称谓。比如北宋词人苏轼，有人叫他“苏轼”，有人叫他“苏子瞻”，也有人叫他“苏东坡”;又比如唐朝诗人李白，有人叫他“李白”，有人叫他“李太白”，也有人叫他“李青莲”。那么这里就有很多人不明白，难道苏轼、李白他们的曾用名有这么多吗?当然不是，其实这三个称谓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代表的是不同的意思。如苏轼，其实“轼”是苏轼的名，“子瞻”是苏轼的表字，而“东坡”则是苏轼的别号。
“名”我想无需多介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熟悉的名字，而“表字”则是古人在本名之外所取的另外一个称谓，《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就是幼时取名，成年取表字。而古人之所以要那么做，其原因如同唐经学家孔颖达所说“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成年后，被直呼名字是一个特别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古人就会给成年后要步入社会的子女取一个“表字”，它就是专门用来在社会上供对方称呼所用的。
也正因为“名”和“表字”都是为了礼仪而产生的。所以在取名和表字上，古人都必须遵循着家族、宗法、礼仪及行辈之间的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因此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对自己的名和表字进行随心所欲的"创造"，他们必须遵循着各种的礼制。当然，这些条条框框的规矩对于那些有自己想法的文人墨客来说，这绝对是一种煎熬，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显然是不能，也不敢冲破礼制对于他们的禁锢的，无论再怎么不愿意，他们也都得遵循着这种规矩。
可是这些文人墨客显然也不甘于被世俗的规矩所禁锢，所以聪明的他们就想到在“名”和“表字”之外再为自己取一个称谓，而这就是“别号”。“别号”在当时多用于自称，及他们自己所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笔名")。比如欧阳修所作的《醉翁亭记》，“醉翁”就是欧阳修的别号，再如陶渊明所作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的别号。
“别号”的作用就是供那些不甘于寂寞的文人墨客*地抒发和标榜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时所用的。比如明朝画家唐伯虎，他觉得人生就是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于是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六如居士”的别号，意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人生”。又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他因看不惯那些讥讽他不守礼法的权贵，所以为了表达他对于那些人的蔑视，就为自己取了一个“放翁”的别号，意思就是“我就是一个豪放的老头”。
而起号之风，源于何时，现不得而知，文献资料也甚少提及。不过从历代的记载来看，“别号”出现的时间最晚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别号”已经可以在文献资料找寻到其踪迹。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少姜有宠於晋侯 ， 晋侯谓之少齐 ” ，在这里杜预就说道“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孔颖达也说道“盖以其齐女，故以齐为别号“。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在唐朝之前，“别号”之风并不盛行，此时文献记载出现“别号”的记载可谓只有寥寥数笔。虽然在东汉末年相继出现了卧龙、凤雏、水镜这些为人所熟知的“别号”，但是从大环境来看，此时的“别号”并不多见，如当时“竹林七贤”这些名士就都没有别号，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魏晋时期“别号”并不流行。
可以说直到唐之后，取号之风才开始在文人中流行了起来。而其流行的原因在于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此时诸多的文人墨客都不再受限于太多礼法的禁锢，从而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放飞自我，再加上当时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大文豪都争相以“别号”来宣示自己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取“别号”开始逐渐流行于天下。此时白居易的“香山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李商隐的“玉溪生”、李白的“青莲居士”、王维的“摩诘居士”、刘禹锡的“庐山人”等“别号”纷纷出现在各种的文献记载中。
不过唐朝的“别号”从流行的范围来看，它只是流行于诗人这一圈子当中，对于唐朝其他圈子来说，他们似乎都不是那么热衷于取“别号”。如唐朝四大画家吴道子、阎立本、韩干、周昉等就都没有“别号”，亦如姚崇、宋璟、郭子仪、裴度等也都从未有过“别号”。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唐朝的“别号”似乎只流行于诗人之中。
不过到了宋之后，随着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许多文人开始跻身于国家最上层的决策机构之中，再加上宋朝文风盛行，文人的地位不断的在宋朝得到提升。也就是如此，取“别号”这个原本只流行于文人之中的行为，开始被社会主流所接受。之后不管是文人墨客，亦或是权贵官宦都开始为自己取“别号”，如欧阳修(醉翁)、王安石(半山)、苏轼(东坡居士)、司马光(迂叟)等，甚至在当时就连宋徽宗赵佶也都为自己取了一个“宣和主人”的别号，可想而知此时连皇帝都开始取“别号”了，“别号”之风在北宋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自此“别号”之风开始盛行于天下。
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此时不但人人都有一个“别号”，而且有时候一个人还拥有数个“别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就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别号，再如明朝画家唐寅就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数个别号。可以说这个时候“别号”已经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标配”之物，这时只要是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都会为自己取一个“别号”。
那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问古人在取“别号”的时候，有没有规律可言?这里我只能说规律肯定是没有的，毕竟“别号”是文人墨客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所以几乎不会有什么规律。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别号”虽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是大多却也有着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总结起来古人所取的“别号”大多都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只是大范围的):
其一、“特定名词”。古人取别号一般情况下都会加上“先生”、“公”、“子”、“老人”、“翁”、“外史”、“山人”、“散人”、“渔”、“山樵”、“叟”这样的名词。如称“先生”有东莱先生(南宋吕祖谦)、龙川先生(南宋陈亮)等;称“公”有石公(明袁宏道)、眉公(明陈继儒)等;称“子”有幽忧子(唐卢照邻)、知非子(唐司空图)、归来子(北宋晁补之)等;称“老人”有千岩老人(南宋萧德藻)、黄华老人(金王庭筠)、西岩老人(元张之翰)等。
称“翁”有醉翁(北宋欧阳修)、放翁(南宋陆游)、笠翁(清李渔)等;称“外史”有海岳外史(北宋米芾)、会稽外史(元王冕)等;称“山人”有九华山人(唐杜荀鹤)、少室山人(明胡应麟)、射阳山人(明吴承恩)等;称“散人”有湖海散人(明罗贯中)、顾曲散人(明冯梦龙)等;称“渔”有沂东渔父(明康海)、藕荡渔人(明严绳孙)等;称“山樵”有百子山樵(明阮大铖)、天目山樵(清张文虎)等。
其二、“以居士自居”，自称居士的文人大多是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或是看透世间冷暖;或是在政治上失意，有归隐田园的心思;亦或是自认自己是有才学的“世外高人”。如苏轼号“东坡居士”，这个别号是他在被流放到黄州时所取的，同时“东坡”是他在黄州城外打理的50亩田地的名字，显然此时苏轼已有了归隐田园的心思。
如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这个别号是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遭受到多次诬谤后，心灰意冷提出辞官的时候所取的，正如他在《六一居士自传》中说到“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此时他已经看透世间冷暖，就想辞官。再如范成大晚年号“石湖居士”，取这个别号时他已经多次向皇帝奏请辞官，然后归隐田园，但都被拒绝。
其三、“以道人自居”，这个“别号”大多是出现在元代，因为这个时候文人大多崇尚道教，而在道教中道士们就经常以“xx道人”自居，因此文人们也就有样学样。如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等。
其四、“带有抒情色彩”。如南宋亡国时，很多南宋文人取“别号”都带有一种不忘宋朝的意思，如宋末诗人郑思肖号“所南”，意思就是不忘宋室。再如明朝亡国时，学者傅山号“朱衣道人”，“朱衣”之意就是他认为自己还是朱家王朝的子民。再如清末年间，文人圈子中盛行“奋发图强”的思想，所以此时的文人取别号多数带有“爱国图强”的寓意，如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瑾号“竞雄”等。
当然文人取“别号”除了有抒发家国情怀的意思外，还有就是对自己本身志向与情趣的抒发，如南宋词人辛弃疾，因为其重视农业，晚年又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因此就自号“稼轩”。又如南宋诗人戴复古号“石屏山人”，《感遇》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即用"石屏山人"来表达自己坚硬，素朴的精神。再如北宋诗人张咏号“乖崖子”，其言“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即用“乖崖子”来表达自己想要超脱世外的志向。
以上就是文人墨客们在取“别号”时所拥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当然这个并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大部分都是采用以上的几种方法去取“别号”的。
同时一般来说，别号多是文人墨客自取的，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亦如欧阳修早期的别号“醉翁”，《醉翁亭记》云“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不过"别号"也有一小部分是别人取的，如宋朝宋祁因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名句，就被世人送上了“红杏尚书”这样的别号，亦如唐代诗人温庭筠因其在叉手之间就可写出一首诗，正所谓“八叉乎而成八韵”，故世人送其别号“八叉”，再如陶渊明的书斋名“聊斋”，故世人送其别号“聊斋先生”。
当然不管"别号"是自取的，还是他人所送的。"别号"的作用就是用来彰显出文人的“与众不同”，及突显出文人们自己所要表达的那种情趣和志向，而这就是它存在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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