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殚精竭虑地北伐，却被评价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错了方向,原因是？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辛稼轩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既抒发了自己对江东射虎的孙仲谋那般英雄的向往，又借元嘉年间宋文帝北伐失利映射当时韩侂胄草率对金用兵，言语中不无忧虑。

　　那么，当年文帝刘义隆的北伐为何会屡次失利，战争的过程是否真的那般不堪回首?自古以来所谓的“南强北弱”是否在那时便已成定局，刘义隆为何无法复现皇考宋武帝刘裕的丰功伟绩呢?

　　所谓的元嘉北伐，包括了刘义隆在元嘉年间发动的三次对北魏的战争。第一次在元嘉七年三月，到彦之为主帅奉命北上，一度攻克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重地。但入秋后，北魏转入反攻，到第二年初春，滑台等地又重新失陷，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也被逼退，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转眼二十年过去，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派王玄谟率领沈庆之、申坦等，驾着艨艟战舰从东边水路北进;臧质、方回等率步骑十万从西边陆路直逼洛州。

　　西路军一度收复了陕城和潼关，但东路军不幸为北魏击败。此时魏军乘胜之威，深入刘宋腹地，一度威胁要读过长江，文帝只得召还各路军队守护自家大本营。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刘宋江北六州变得萧条破败，荒无人烟。

　　到了元嘉二十九年，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谋杀，北魏宫廷内乱，朝中无主，机不可失，文帝又分兵数路攻向中原。此番仍是东路军出了岔子：张永迟迟无法攻克碻磝，反被守军挖地道出城，烧了营垒，东路军于是退兵。

　　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西路的鲁爽、臧质等也就无功而返了。也许文帝刘义隆还有心组织第四、第五次北伐，但时间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

　　翌年，太子刘劭因为巫蛊之事与文帝产生隔阂，为了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暴戾的刘劭竟率兵杀入禁宫将文帝残忍杀害。刘义隆与老对手拓跋焘走了个脚前脚后，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不由让人叹息。那么，三次北伐都铩羽而归，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一，战略问题

　　既然决意北伐，就应当在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针对魏宋的战争态势，淮河以北各个边镇的攻守部署尤为重要。如果能将淮河南北的军镇与周边乡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结合，则守可抵御鲜卑侵扰，攻则能够协同反击。而如果淮北兵强马壮，粮食丰足，就会在北伐时大大支持主力军。

　　但宋文帝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他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各镇，导致淮北诸城陷于各自孤立。而北魏看淮河一带宋军毫无守备能力，更是猖獗地屡犯边境，春天来抢麦子，秋天来收割庄稼，导致百姓疾苦，饥肠辘辘，反而把鲜卑骑兵养得膘肥体壮。

　　而到了北伐之时，宋文帝从荆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劳师远征不说，粮草的补给也是个大问题。士兵们饿着肚子，仗自然打不赢。

　　其二，指挥问题

　　说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我们要么想到北宋赵光义在出征前对大将“授以阵图”，要么笑谈蒋委员长给战场上营长、连长一级的军官亲自去电，却不知刘宋文帝本人也是一个“自我迷信”的“军事家”。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文帝在历次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也凭空“遥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宠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系辞》《释问》等行于世，让他写书立传，可以说得其人哉，但徐爰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线传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权，而将领们必须仰听成旨，如同提线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东路的王玄谟败退，统帅萧斌根据“圣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将军沈庆之一眼看出此时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这里只会徒耗兵力，贻误战机。但萧斌不敢抗旨，还是留下兵力守城，结果碻磝仍未逃过陷落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这句古语，放手让前线将领便宜行事，很多战役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

　　其三，用人问题

　　将北伐的罪过完全归咎文帝的瞎指挥，也确实片面。

　　实际上北伐的将领大多缺乏才能，甚至临阵胆怯，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谋方面的一大败笔。

　　第一次北伐的主帅到彦之在文帝年幼时便辅佐其镇守荆州。当初宋少帝刘义符被废杀，朝中大臣徐羡之等拥立刘义隆为帝。

　　而刘义隆对来迎的队伍疑虑重重，不敢东下，也正是到彦之极力劝说，才让义隆下定决心，彦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此人忠耿有余，军略才能却令人不敢恭维。

　　当时北魏乘冬季反攻，洛阳及虎牢失陷，滑台遭到围攻，此时部下垣护之认为青州丰饶，兵甲充足且漕运畅通，应当派兵支援滑台，并率大军进攻河北，向北魏施压。但到彦之恰逢眼疾发作，又见黄河结冰，河岸守军溃败，且军中有疫病传播，最终还是决定退军。

　　首次北伐的军备物资相当充足，但由于到彦之撤退得过于惶急，物资被悉数抛弃，武库一时间竟然空空如也。文帝也知道自己这位心腹实在难辞其咎，只得将其下狱，但随后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说刘宋朝没有善战的名将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济、沈庆之都是久经沙场，教敌胆寒的鲜卑克星。

　　檀道济在刘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却反而遭到猜疑。元嘉十二年，檀道济被宋文帝抓捕处死，罪名是平时常散发财宝货物招揽逃亡之人，并趁文帝病重期间谋划*。

　　而沈庆之虽每每都在前线提出正确的意见方略，却由于权小言轻，屡屡不被采纳。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毁长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师时积极进取，希望侥幸略地，一旦遭遇攻击，则立刻全军崩溃，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会只有以上简单的三方面，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自元嘉之后，南北攻守易势，宋齐梁陈唯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地盘也是越来越小，终于被杨坚统一。设想一下，刘裕和刘义隆父子如果在天堂相遇，是不是会相对无言，叹息一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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