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写过哪些小说？赛珍珠写作特点解析

　　赛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从小接触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使她看到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写作，获得了对中国小说的完整概念和印象，从而了解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特殊的局限性并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她发现，中国小说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史上种种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她也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作家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去认识中国小说，他们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国人无疑是缺乏真实形象的“空中楼阁”。无论是“圣贤”还是“魔鬼”都不是真实的中国人。因此，赛珍珠要用手中的笔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了解真实的中国人民。只有这样，她所倡导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对主义文化理念才能实现。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赛珍珠之前，出现在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从来都是“他世界”的化身。赛珍珠开启了西方作家创作中国和中国人的新纪元。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又名《一个中国女子的述说》。从题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赛珍珠要为无声的中国说话，赛珍珠要让无声的中国说话。她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并且叙事者是一个中国女子，这必然要颠彼以往的模式，从一个中国女人的视角看世界，看西方。

　　在赛珍珠的作品中，主角几乎都是中国人，而西方人多是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的配角。这无疑颠覆了以往西方白人是作品的主宰，黄皮肤的华人“他者”的传统写作。在中国这样一个袂涣大国中，赛珍珠把她的目光牢牢放在了*国人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在赛珍珠之前还没有哪个西方作家关注过中国农民，就是中国自己的作家对于农民投去的目光也十分吝音。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赛珍珠的脉搏始终与中国妇女一同跳动。她作品中中国妇女形象真实、生动而且全面，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村妇都成为赛珍珠笔下生动的中国形象。

　　纵览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从阿兰、母亲被束缚而不自知，到桂兰、吴夫人开始萌生对自我的渴望和要求，再到玛丽梁、梅琳勇敢争取*等，清晰地展现了一条广大中国女性逐渐觉醒、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成长道路，也表达了赛珍珠为中国女性发言，为中国姐妹寻找出路的美好愿望。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赛珍珠，终生都在不懈地引导人们反省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聆听她们心声中的真实需求。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也有着警示和教育意义。事实上，女性解放的理想并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女性应该更深刻地探讨女性的主体性内涵和妇女解放途径。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使得她既承认文化差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她又主张既要承认文化差异，又要超越文化差异。“赛珍珠女士希望我们超越身体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是淇视这些差异，而是要认识到每个人的文化都是一种我们大家均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丰富的结合体。”因正是赛珍珠尊重异质文化，倡导消除隔阂，彼此包容的文化理念，使得她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她指出的文化差异，决非是为了证明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为了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化本身的优秀之处，是为了让东西方在传承各自文化的同时，宽容的薄重并借鉴其他国文化的精位，互相倾听彼此的声音。赛珍珠在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确立了其跨文化写作先驱的地位。

　　个人成就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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