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首都在不在河南？为什么一直找不到？
夏朝的首都在不在河南?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长久以来，关于夏朝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王朝，毕竟到目前为止，也找不出太多的证据，对于夏朝的了解也很少，连首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很多人一直猜测会不会在河南，可是在河南却一直没有什么发现，会不会原本寻找的方向就已经是错的了，其实夏朝首都根本就不在河南?
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2008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3600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
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所体现的是北方萨满文化，这明确给我们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来自何方。
另外还有一个民俗学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与上古三代的联系。从二里头、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来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爱绿松石这种装饰物，但是在后来的朝代中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
而目前在中国还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样酷爱绿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十字形装饰纹样。但是这个十字形纹样在之后的朝代也没有得到继承。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爱十字纹，无论是建筑还是纺织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纹。
先秦时期制定的华夏衣冠礼仪中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同样拥有十二旒冕冠。
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这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的祖先和华夏集团同样出自西北地区，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原因。学者推论两个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离，一支东迁进入中原，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而这差不多就是夏代。这也是为什么藏语中对汉人这个词的发音为“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无论是炎黄神话，还是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无论是讲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传》，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神话，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帮助我们正本清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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