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武略二十六岁成军机大臣！傅恒为何如此受乾隆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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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作为乾隆中期的最重要文武全能人物傅桓病逝。在其生前， 除奉命经略金川奔赴准噶尔前线及往征缅甸外，傅恒一直“日侍”乾隆皇帝左右，协助乾隆皇帝处理军国政事。乾隆曾深情赋诗怀念傅桓的履历: “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对于傅桓的病逝，让乾隆悲痛外，更多的是失去了最好的一位助手。这位二十余岁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巨，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傅恒，姓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因生封忠勇公，死谥文忠。官私书又称“忠勇公”或“文忠公”。

　　乾隆五年(1740)，傅恒任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乾隆十三年出任首辅，乾隆帝即位之初雄心勃勃，但他没有“足以慰侧席之求”的亲信之臣，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倚靠雍正旧臣，尽管初政还算顺利。乾隆还是感觉到这批旧臣与自己需要之间的差距不那么顺手。此外朋党问题日趋严重，满族官员多依附鄂尔泰，汉族官员多依附张廷玉。为此也不得不在尽心驾驭雍正旧臣的同时，着意培植和提拔新人，特别是要“栽培成就得一二*之臣”。其所言: “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联培养陶成讷亲; 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 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

　　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先后出任过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并曾任平北大将军和昭武将军率军征讨噶尔丹; 马武，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此外雍正五年，傅恒之姊被钦定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她成为乾隆皇帝的元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无论正史稗史都把这位孝贤皇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贤妻形象。她与乾隆皇帝之间深挚的感情，对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傅恒“以后故，恩礼尤侈”; 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 “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

　　显赫的家世固然重要，但傅恒占据高位二十余年之久的关键，则在于他出色的能力，对此，著名诗人袁枚就有“恩虽外戚才原大”之语。

　　除了出身这层关系外， 傅恒的才能在满洲贵族中十分突出。首先他精通满文，曾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 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青海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 他还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 此外他还奉敕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傅恒汉文虽不如满文，但才分之高，连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得不心服口服。

　　其次傅恒具有极强的实际办事能力。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他每天要经办大量事务。傅恒“政务练达”，凡所经办“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 处理政务，常常与乾隆皇帝之意不谋而合，如他奔赴前线过程中的诸多奏报，乾隆皇帝常批：“此见又与联意相合，深可嘉焉”：傅恒虑事周到，有时甚至能想到乾隆皇帝的前面，对此乾隆皇帝更是赞叹不已: “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 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甚为嘉悦。”对他相形度势提出的处理意见，挑剔的乾隆帝常常以赞赏的口吻批谕: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

　　甚至因为傅恒如此才干，使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他奉命出差时，乾隆皇帝便如失左右手。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前线不久，乾隆皇帝便抱怨说: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乾隆皇帝尽管非常信任傅恒，并对其委以重用，为了时刻让他保持谦虚，避免膨胀，不止一次地告诫他说: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傅恒步入仕途后，同其他大臣相比，他对乾隆帝敏感的个性与强烈的权力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乾隆皇帝的绝对权威凡事皆承旨行事，不敢丝毫擅断。傅恒任首辅后，为减少和避免从前讷亲一人承旨的专擅之嫌，奏请令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他还严格遵守着军机大臣不与督抚外臣交结的规矩。傅恒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在奔赴前线过程中，鞍马劳顿之余，也一丝不苟地行拜折之仪。乾隆一旦对他有所不满，他便诚惶诚恐，甚至“战栗失色”，“神气不宁者数日”; 对乾隆给予自己的特殊封赏，他都再三奏辞，态度相当诚恳，有时甚至到泣下的程度;对超过自身品级的四团龙补褂，日常不敢服用，朝贺之后便匆匆脱去，连乾隆都认为这有失体统，不得不特降谕旨，令其入朝时必须服用。

　　傅恒还严厉斥责那些有损皇帝权威的大臣，即使对宗室王公也毫不留情。乾隆之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由于乾隆的优容，满朝文武都惧其几分。但当这位骄奢的御弟顶撞乾隆时，傅恒亦毫不犹豫地直言责斥：“此岂人臣所宜语”?

　　傅恒的谨慎和忠诚，使乾隆帝颇受感动，因而对他十分放心。由此，君执君道、臣守臣节，在二十余年的相互协作过程中，傅恒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还与乾隆皇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统一的最终完成。这一伟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在乾隆朝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为乾隆所重视。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乾隆常常要事先与傅恒商议，甚至选派封疆大吏也不例外。金川之役期间，为加强军需和邮传的办理，乾隆皇帝决定将川陕分设总督，时傅恒远在征途，而有关人选仍“降旨商之经略大学士傅恒”。傅恒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乾隆皇帝所采纳。

　　傅恒通过举荐，直接参与和影响乾隆朝用人的决策。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力于傅恒的举荐。

　　然而傅恒“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在举荐或参劾官吏时，不免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有碍选人用人的客观与公正。而傅恒之宽厚，在选拔名将良臣的同时，也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使一些才德不济之人混进官僚队伍中。对此，傅恒在世时，有人就极言其弊，曰: “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狗庇之夫假公誉以济私者，玩絅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乾隆后期，首辅和翚揽权纳贿，肆行不法，吏治政风因之日趋腐败颓废，人们更认定傅恒对此有不可推卸之责: “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其次傅恒奢华的生活作风对乾隆朝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低估。据载，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其所居府第，“某处设反坫，某处设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其中的园林之美，连久督江南，屡观胜景的尹继善亦叹为“蓬岛境”、“人间别有天”。而府中所藏宝玩，价亦颇昂，据当时来朝贡的朝鲜使者记载，傅恒死后，其子福隆安出卖家中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当时自鸣钟、时辰表等尚属稀罕贵重之物，而“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其中有形制工巧者，“四围皆付玻璃，杂施水晶宝石及叵罗，眩耀夺目，下藏羊肠铁以引机轮，上有钟傍，有六小钟横串悬之，引绳而问之击钟不差其数，盖自鸣而兼问时，巧而又巧”，价值甚昂。或许从另一角度来讲，傅桓这样做，表明他是贪图享受没有任何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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