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柬之藏在墓穴里的是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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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年轻时补为大学生，他广泛地涉猎经史书籍，尤其喜欢《三礼》之学。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考校课业，知其有才，非常看重他。张柬之进士及第后，曾任许王府仓曹参军。许王李素节的母亲萧淑妃当年与武则天争斗非常厉害，等到武则天成为皇后，萧妃终被幽杀，素节也被出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南)刺史乾封(666-667年)初，高宗又下旨不许素节入朝。

　　素节作《忠孝论》以自明，作为许王府僚的张束之就上书将这篇文章奏明高宗。武则天看后更加不悦，诬称素节受赃贿，遂贬之为鄙阳郡王，安置袁州(今江西宜春)。捅了篓子的张束之，大概也不得已地回到了襄阳老家，与几个弟弟校雠经史，自得为乐。张柬之兄弟六人，也都不喜竟躁，专心儒业以述作为平生追求。然而好景不长。

　　咸享四年(673年)的七月到十二月，不过半载景之等三个弟弟先后故去，不久只剩下了张柬之与幼弟晦之侍奉孤母这一下，对张柬之打击不小，而且子侄多人，都要依赖他一个人，生活颇为清苦。就这样过了二十年，之前的事件渐渐地被人遗忘掉了。垂拱三年(67年)，63岁的张束之才参加了吏部铨选，授为清源县(今山西徐)丞。县丞，芝麻大点儿的前程，完全不足以让张柬之施展才华。

　　两年的工夫，他便等不及任满迁官了，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武则天这次大开制举，可以说是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制举对应试者并没有特殊要求，无论是白身士人，还是前资官都可以参加。甚至连现任官，都可以应试，只要确有真才实学。在唐代前期，唯一的要求是要有品官推荐保举，这是早期察举制在它身上的一个残留正好，张束之的父亲有一位故友李行廉，在朝为地官郎中(即户部郎中)，他便请行廉帮忙，推荐他来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

　　这一年应制举的有千余人，其中既有翩少年，又有张束之这样的喜年战士。武则天大为高兴，美对左右而说："当年太宗皇帝看见举人络绎而出，说道：天下英雄，尽人我假中。想来也不过今日之盛!"谁知考试结束，张束之却听说自己竟落入下第，心灰意冷，叹道："这真是合啊!"于是便收拾行囊，准备回襄阳。

　　这时又传出消息，说武则天看到中第人数很少，认为其中必有遗漏便令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刘允济重新试策。不想张束之竟借此东风，自下第被判人甲第，天下第一。武则天更加高兴，遂授监察御史。不过武则天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六十五岁的老头，日后竟会与自己有莫大的关系。日后的事，又有谁能预先一一料到呢?不过张束之却在武则天热火朝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中，隐隐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很快，冬至就到了，武则下诏大赦天下，改用周。

　　以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随后又造出十二个新字，颁行天下。革唐命，正式称帝，已按照武则天的设计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载初元年九月九日，武则天正式下制改国号为周，以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690年)，十二日，遂接受了"圣神皇帝的尊号，降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顺理成章地将圣母神皇的帽子换成了新的圣神皇帝。

　　为了完成这个角色的转换，她花了多少心血，处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她知道，会有更多的人反对自己。对付他们，她只有更加强硬;会有更多的官职空缺，会有更多的事情等待她去处理，她只有提拔更多的人才。在这场博奔中，武则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她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人全部的心思。虽然有告密者、知匦使，也是不可能的。形势异常的复杂。载初元年七月，许王李素节也被武则天缢杀而死不过，张柬之仍然在朝中平静地度过了两年监察御史的生活。

　　毕竟他已是将近七十之人了，没有人会太多在意他：他能有什么作为?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张柬之母亲丘氏病故于家，所以他就守制在家。不过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被人所知。丘氏既终，张柬之便与其弟弟晦之一起营护母亲丧事，将父母合袱而葬，并将诸弟改葬于新置的家族墓地。兄弟二人又请地官郎中李行廉为父母合葬墓撰写铭文，而志文与几个弟弟的墓志铭则由张束之自己捉刀。

　　然而，正是这几篇志文很值得玩味。张柬之在给父母写的这篇墓志中，称母亲丘氏"以永昌三年九月三日终于私第",又称"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铭，张柬之等不敢改易，谨刊李铭。"司元大夫，即户部郎中，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易官名时所改，到咸享元年(670年)即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则又改之为地官郎中。为何张束之不直书武则天所定的新官名?当然唐人确有这种沿用旧有官名的习惯，我们不可以过分地阐释发挥。但更让人起疑的是"永昌三年"这个纪年。

　　如前所述，永昌仅用不及一年，便已改元，永昌三年实是天授二年。为何不书天授而沿用永昌年号?大概就是因为永昌是最后一个行用唐朝正朔的年号。奉行正朔，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大问题，张束之竟然如此大胆表明心迹，可能是因为墓志铭很快就会被埋入墓中，外人无从得知。不过，他在次年正月为诸弟所作的志铭却又清一色地书作："大周天投之三年正月大日"改葬。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至于李行廉的态度我们不得知。张束之只是表示他对铭文"不敢改易，道刊李铭，以存不朽"。

　　当时，张柬之立即就将那块墓志石埋在父母墓中，因而没有被别人知道，逃过一劫。只是千余年后，襄樊张氏家族墓地被发掘，这几块墓志才又重见天日。我们这才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张柬之的思想变化，他已张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但似乎又在竭力掩盖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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