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及应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当下的高频词，被普遍认为是又一次通用技术变革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引领者。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经过调查分析后提出，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会促成社会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社会必须通过某种必要调适甚至是彻底的改变来应对转型期的各种问题。本文将简要讨论为什么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拉开序幕、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就业将会受到何种影响以及可以采取哪些应变之策等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如果说1997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只是算力小试牛刀的话，那么2016年谷歌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棋手李世石则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阿尔法围棋”的胜利让人们看到，自“深蓝”诞生以来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发展成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深蓝”和“阿尔法围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要依赖程序员所给出的明确指令（程序）来进行基于规则的逻辑计算，而后者可以借助（machine learning）通过对样本数据集的自主挖掘来发现和识别过往数据中蕴藏的模式，并不断自动调整模型中的算法（algorithm），以便更好地拟合数据，这也是其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原因所在。

人工智能的崛起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和的爆炸式增长。我们可以用四个定律来概括、展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一是关于数据处理能力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即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约18个月便会增加1倍，这意味着其性能也将提升1倍。其二是关于数据传输能力的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即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1倍，12个月增长两倍，其增长速度是摩尔定律所预测增长速度的3倍。其三是关于网络价值增进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即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换言之，随着网络用户数目的增加，整个网络的价值会呈现指数式增长。其四是关于数字技术创新的瓦里安定律（varian’s law），即免费的数字构件和高价值的数字产品相结合可以促使组合式创新呈现爆炸式增长。

近10年来，平台经济和社交媒体崛起，智能终端也得到普及，其所搜集和生成的海量数据不仅成为了宝贵的资源，也使得基于的算法运用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智能上的语音助手到植入了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的音箱，再到的全系统，许多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无声地宣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对就业市场影响较大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使得西方国家的人口由农村涌入城市，其就业领域也由转向工业，并引发了第一波全球化。而在经历了由信息技术（ict）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步入了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后工业时代”，在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所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不断减少，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为了主导产业。那么，由人工智能所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给这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牛津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在2013年所做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基于对可的工作任务的分解以及对依赖于这些任务的职业进行的分类，技术上而言，美国有近一半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替代。而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于2018年针对大型跨国公司高管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高管认为在公司实现业务数字化的过程中，到2023年超过1/4的员工将会接受再培训或者被直接替换掉。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在这次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工业革命中，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主导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中等收入阶层的主力军室普通白领职员也会受到直接影响。从工作岗位的角度来看，那些涉及信息收集处理、包含可预测体力活动的工作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涉及管理、研发、人际互动或包含不可预测体力活动的工作岗位将得以保留。换言之，那些包含创造性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和社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的工作受到的影响将会比较小，而这正是人类的比较优势所在。此外，第一次工业革命持续了近百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已经持续了超过50年，但由人工智能引领的这次工业革命的进展速度将会远超从前，专家预测，20202030年是人工智能最有可能全面部署到位的时间段，这意味着留给西方社会调整应对相关变化的时间委实有限。

兼顾效率和公平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就业方面的影响，一种可能出现的场景就是“一切照旧”或者说“延续过往的做法”（business-as-usual），因为从长期来看，重大技术变革不仅会显著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还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但我们将难以确定有关进展在中短期内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社会能否承受这些影响。考虑到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低迷且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的现状，若有大量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失业并且汇入原本就处在长期失业状态的人群中，将会给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带来极大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美两国开始大力推行新*主义经济政策，推崇私有化和*市场，反对*干预经济，同时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被取代或转移，而民众却很少能分享到自动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这引发了强烈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niversal basic income）替代美国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虽然这种思路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已经越来越受政治和经济界人士的重视。

与英美等国主要倚重市场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不同，欧陆国家普遍比较重视*对就业市场的调节作用，其中以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的做法值得予以特别介绍。丹麦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弹性或灵活保障（flexicurity）的制度，简要地说这是一种雇佣*和劳动者保护兼顾的政策，其核心是保护劳动者但不保护工作岗位。具体来讲，这一政策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首先雇主享有根据市场需要解雇和招聘（员工）的*；其次向被裁员的劳动者提供慷慨的但又有一定限度的失业救济，比如失业津贴可以达到其原工资的90%但最高不得超过每月2000欧元；最后，提供充分有力的保障措施促进被替代的劳动者再就业，有关措施包括再就业培训、提供求职协助和咨询服务、给予再就业者工资补贴等。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张弹性安全网，丹麦等国近几十年来的失业率一直都控制在合理区间内。失业对丹麦人来说并不是世界末日，而对普通美国人来讲，一旦失业就可能陷入永久性的债务陷阱之中。

技术进步的步伐或许难以阻挡，技术进步的后果却可以选择。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何立足国情在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并构建利益兼顾又切实可行的制度，是各国都有必要思考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