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思巴奚之乱:元代泉州的*商团兵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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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乱世，在中国诸多的乱世中虽然持续时间不算最长，战乱规模不算最大，但要说混乱程度则首屈一指，无论大漠南北、黄河两岸、江淮各地乃至白山黑水、青藏雪域，几乎无处无战事。而在乱世中的各方*，今日为友，明日为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纷繁不清，更让人。

　　泉州，这个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商贸港，便发生了一场“亦思巴奚之乱”，波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等地，持续十年之久。这场兵乱的主体，并非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拥兵自重的官军，更非有着对有取而代之之心的乱世豪杰，而是侨居泉州的*商人。商人是最忌讳乱世的，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便是安定的环境，契约的遵守，而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做生意的商人，更应该趋利避害，面对乱世走而避之才是上策，他们为什么会迎乱而上，积极参与到乱世之中?

　　世界第一大商港——泉州

　　元朝可算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为鼓励商业，对于商人最为优厚的朝代。这种重商主义使得上至王公贵戚、士绅官宦，下至平民百姓，均不以经商为耻，营商之风遍及全国，社会风气由原来的重视男耕女织和读书做官转变为重视贾利，乃至于一些读书人感叹“近年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

　　元朝建立之初，因为统治地域是在北方，因此对外商贸主要是依靠蒙古帝国时代三次西征凿通的。而到灭亡后，海路商贸便成为元朝最为重视的对外贸易方式。刚刚攻灭南宋，便向当地行省和市舶司官员下诏：“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南宋的海外贸易本就极为繁盛，再加上元朝*的扶持，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商贸更出现了空前规模。南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五十一个,而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二百多种，元代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橄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设市船司,管理海外贸易。这些城市中，泉州独领风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港口。

　　泉州濒临东海和南海，又扼晋江下游，是个优良的港湾，时就已经是有规模的商港。南宋时，泉州迅速崛起，成为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的大型港口城市。入元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泉州港)”。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

　　伊本·白图泰居住在泉州的*聚居区，他发现，“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有这样好的环境，大量的海外客商便在此定居下来。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掌握世界贸易的，是*商人。*将经商视为高尚的职业，认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跨海来到泉州的蕃商也大多是*，他们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中亚各地。在泉州，虽然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摩尼教徒聚居区，但和*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蕃商成了规模，需要有管理部门。为了管理蕃人巷，“置蕃长一人”，由蕃商自己选出。蕃长的职责其一是要负责将*的各项法令下达给商人其二是负责代替*对蕃商征税;其三是承办*若采买海外商品的事宜;其四是行使司法权，如果蕃商之间发生争执，由蕃长处理，中国人和蕃商发生争执，小事由蕃长处理，大事则交付中国官府。元朝也沿用这一制度。

　　中国称之为“蕃长”，而*商人则将之称为“沙班达尔”或“亦思巴奚”。这个名称是波斯语，意为“港务长”。源于古代波斯商人行贾各地，形成许多波斯人聚居的社团，“每一个社团各有头人，在当地上以及与当局的全部交涉中，都由头人代表团体成员”。后来成为各国商人团体的通例，早期的亦思巴奚是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但到十三世纪，因为*商人几乎垄断了各地贸易，因此各地的亦思巴奚都是由*商人担任，泉州也不例外。

　　而元末的“亦思巴奚之乱”，便是蕃商的蕃长率领的商团武装所造成的动乱。不过，蕃商们侨居异国，虽然财雄势大，但与本土人相比，毕竟是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事，还需要本土人士的参与。而在泉州，有元一代最为显赫的本土*，便是从宋代开始发迹，到元代达到鼎盛的家族。

　　元代第一官商——蒲氏家族

　　蒲氏家族是阿拉伯人后裔，其先世从阿拉伯地区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定居经商。北宋时，蒲氏家族迁居广州，但时运不济，始终未能在广州打开局面，乃至于“家资益落”。

　　南宋嘉定(1208—1224年)初，蒲氏家族迁居泉州，终于时来运转。其掌门人蒲开宗通过外销泉州土特产和运入各种香料获得大利，得到南廷赐予“承节郎”官衔。同时，他又通过捐资修桥建祠获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家族遂融入当地成为土著。

　　蒲开宗去世后，其子蒲寿晟、蒲寿庚继承父业，“擅蕃舶利三十年”,努力经营，由小到大，乃至巨富，并且由商场入仕途。蒲寿晟一度出任梅州郡守，蒲寿庚也因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

　　蒲寿晟虽是长子，但并不热衷于经商，而成为一代诗人，其诗文被后世誉为“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卸任梅州郡守后，逐渐退出了家族管理，隐居乡野，家族重担便落在其二弟蒲寿庚身上。蒲寿庚精通官商两道，以商敛财，以财谋官，使家族总掌多半个东南沿海舶务。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被授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之职。

　　而就在蒲氏家族蒸蒸日上之际，南宋朝廷却已经。1276年，北方的元朝大举南下，临安的南投降。而以、、为首的抵抗派大臣拥立宋恭帝的弟弟赵为帝，是为南。众大臣保护着端宗四处流亡，1276年十一月来到泉州。蒲寿庚的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的官职本就是宋端宗封授的，因此初时还表现出忠贞。端宗一行到达泉州后，蒲寿庚前往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但遭到张世杰拒绝。不久，因为流亡*的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下令掠取蒲寿庚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宗室，遇害者数千。

　　蒲寿庚降元后，受到极重恩赏。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廷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兼领行征南元帅府事，并袭宋制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蒲寿庚被授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廷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使泉州除领原七县之外,又增领南北二录事司，泉州地位又大大上升。是年三月,蒲寿庚被诏行中书省事于福州并镇抚濒海诸郡。

　　有元一代，蒲氏家族“显贵冠天下”，“熏炎”泉州“数十年”。蒲寿庚死后，其子蒲师文继承其位，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奉诏“通道外道，抚宣诸夷”。并且代表元廷祭祀，赐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开创了中国册封航海女神为天妃的先例。蒲师文后，其子蒲崇谟于皇庆二年(1313年)中进士，仍任平章政事。

　　蒲氏家族三代皆出“平章”，地位显赫无比，加之长年垄断海舶，操控海上贸易，财势亦达顶峰。不过，到蒲家第三代，如蒲崇谟已经应举入仕，家族管理市舶事务主要是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而这位那兀纳便是“亦思巴奚之乱”中的重要人物。

　　元末大乱与“亦思巴奚军”

　　元朝末年，朝廷内部斗争激烈，吏治腐败，且天灾连年。元廷出台补救措施，却又激发更大社会矛盾，乃至“开河变钞祸根源，引红巾万千”。乱世英雄起四方，到处都是兵戈战火。

　　元自立国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寝弛。尤其是驻于南方的元军，更是腐朽不堪，“世袭官军,善战者少”,甚至到了“军卒之单寡而无所于调，发钱粮虚匮而无所于征”的地步。如此局面之下，元廷只能下诏，“令郡县团结义民以自守”。各地士大夫高举“忠义”大旗,纷纷组织了“义兵”、“义旅”等不同名目的地方武装，一面保卫乡里，一面协助官军抵抗农民起义。这些“义兵”，少者千数，多者上万，一度颇有声势，其中著名的便有日后被赞为“吾之子房也”的。

　　泉州作为东南最富庶城市，元朝海外贸易的核心区，自然也要自保。而泉州人数众多的蕃商便成为“义兵”的主力，他们以自己的“蕃长”也就是“亦思巴奚”赛甫丁、阿迷里丁为头领，组织了“亦思巴奚军”。起兵之后，因为蕃商集团的强大财力，亦思巴奚军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成为元朝维持福建、尤其是泉州安定的倚重力量，赛甫丁、阿迷里丁也被元廷任命为义兵万户。

　　然而，至正十四年(1354年)底，元军与淮东进行高邮之战，因为带兵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受谗遭贬，使“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官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不复振矣”。而在这样的惨败之下，元廷对于各地起义军，逐渐采取招抚策略，授以高官显位，听凭其割地自雄。而对于各地的“义兵”，则不再有实际的支持，更无力给予恩赏，各地义兵或被起义军消灭，或归附起义军，或自行遣散，少数存留下来的也举步维艰。《草木子》的作者叶子奇就曾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地方士人“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

　　在各地义兵“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的大环境下，亦思巴奚军选择了一条之路：割据泉州，仍打大元旗号，但听调不听宣。

　　于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其实这个“叛”字是比较冤枉的，亦思巴奚军并没有背叛元廷，不过是据城自保罢了。

　　若亦思巴奚军占据泉州后，保境安民，那后世也就不会将其行为称之为“兵乱”了。可就在割据泉州后一年，他们没有经受住诱惑，参与到了元朝权贵在福建的争权战争。

　　原来，1356年(至正十六年)元廷委任原中书省参知政事普化帖木儿到福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初来乍到，毫无根基，实权都在福建廉访佥事般若帖木儿手中。普化帖木儿不满大权旁落，四处联络般若帖木儿的反对者为自己所用。般若帖木儿在福建福威自操，本就不乏政敌，普化帖木儿很快便与在兴化路(治所在今福建莆田)训练团练的行宣政院使三旦八、兴化路总管安童等人结成同盟。而为了能够更快打倒般若帖木儿，普化帖木儿还于1358年(至正十八年)邀请亦思巴奚军共同攻打福州。

　　亦思巴奚军是“义兵”，名义上受福建行省管辖，加之普化帖木儿贿以重利，亦思巴奚军欣然出动，赛甫丁率一部配合兴化团练攻打福州，阿迷里丁则留守泉州。亦思巴奚军果然战力不凡，两军联手，于1359年(至正十九年)二月占领福州，扶持普化帖木儿控制了省城福州的大权。

　　然而，正当赛甫丁帮助普化帖木儿拿下福州之时，留守兴化的亦思巴奚军却与安童的兴化部队发生了矛盾，乃至仇杀。留守泉州的阿迷里丁问询，于是年三月率亦思巴奚军主力北上猛攻兴化。兴化团练主力都已前往福州，如何能抵挡亦思巴奚军的进袭，不过数日，兴化便被亦思巴奚军占领，阿迷里丁“纵兵杀掠,蹂瞒郡境几一月”，兴化百姓惨遭荼毒。直到将财货人口抢掠殆尽后，才率兵返回泉州。

　　亦思巴奚军退出兴化后，兴化即陷入内战，林德隆与陈从仁两股豪族*争斗不休。不久，林德隆被陈从仁所杀，其子出逃，向亦思巴奚军求助。为求控制兴化，亦思巴奚军帮助林家夺回兴化，逼死陈从仁。然而，此时兴化已经天下大乱，各路豪强纷纷起兵争夺政权，林家二子屡被驱逐，阿迷里丁不得不派遣亦思巴奚军主力在兴化南征北战，维持林家的统治。这么一来，泉州的守备便空虚了。

　　赛甫丁、阿迷里丁是蕃长，本应受市舶司管辖，但因有军权，反而喧宾夺主，将市舶司主管蒲氏家族晾在一边。如今泉州空虚，一直在冷眼旁观的蒲氏家族出手了。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发动兵变，袭杀阿迷里丁，掌控了泉州军政大权。这么一来，亦思巴奚军便分为福州的赛甫丁与泉州的那兀纳两股互相敌对的*。

　　卷入福建地方豪族之争，已经是亦思巴奚军的失策，而紧接着，元廷最高权力的纷争也蔓延到福建，亦思巴奚军更是卷入其中无法自拔。

　　1362年4月，元朝委任燕只不花接替普化帖木儿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属于元廷“太子派”，而普化帖木儿则是“帝派”，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常年与父亲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政争，而各自的派系也分布全国。太子派燕只不花出任福建平章，帝派自然不满，而驻守福州的亦思巴奚军首领赛甫丁也算帝派人物，于是紧闭城门，拒绝让燕只不花进入。燕只不花调江西等地重兵围福州，围城三个月后，赛甫丁无奈开城。

　　赛甫丁败亡后，泉州的那兀纳主动与燕只不花合作，一面协助燕只不花三次驱逐元廷派来的官员，一面继续参与兴化内部的豪族之争，派遣部下在兴化四处攻伐。兴化各地，涵江、江口、新岭、蒜岭、渔溪、宏路均被波及，亦思巴奚军所到之处焚掠甚惨，遭到各地百姓切齿痛恨。

　　那兀纳四处用兵，积累无数仇恨，而他在泉州的统治也残暴骄奢，不仅“炮烙州人，杀戮惨酷”，且“大意淫虐,选民间女儿充分其室”，原本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的亦思巴奚军已经沦落为土匪一般的武装，其末日已经不远。

　　亦思巴奚军的灭亡

　　正当那兀纳在泉州作威作福之际，福建政局又起了极大变化。燕只不花失势，而陈友定强势崛起。

　　陈友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驿卒出身，为人沉勇，喜游侠。元末红巾军起义，福建多有响应者。陈友定招募乡勇，以五百人大败红巾军万余众，被元廷授予明溪寨巡检之职。之后，率军每战克捷，官职屡屡升迁，从延平路总管、汀州路总管一路被提拔为福建行省参政，*逐渐做大。

　　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占领汀州。此时，其所控制的地域已包括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于是他威逼燕只不花，“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五月，已经自立为“吴王”的朱元璋命大将朱亮祖、、胡深率军进攻福建，被陈友定击退，朱元璋倚为“浙东一障”的儒将胡深也被陈友定俘杀。至此，福建除了兴化、泉州之外，已经全部为陈友定所控制。

　　而那兀纳对于福建局势的变化毫不留心，还在乐此不疲地在兴化用兵。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那兀纳遣其将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陈友定派遣其子陈宗海率军救援，在莆田城外大败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三名主将全部被俘杀，兵士战死数千人，逃回泉州的仅四人。亦思巴奚军主力损失殆尽，莫说再染指兴化，连泉州都无力据守了。

　　五月，陈宗海调发水陆大军数万将泉州包围。几乎无兵可用的那兀纳强征乡民为士卒守城。陈定海并不强攻，而是联络城中内应。那兀纳在泉州早已，千户金吉在城内打开城门放入陈军，那兀纳兵败被擒。

　　那兀纳被俘杀，标志着亦思巴奚兵乱的结束，陈友定最终统一了福建。虽然亦思巴奚军的覆灭是咎由自取，但陈定海进入泉州后，闭门三日，将“西域人尽歼之”，蕃商遭到大清洗，甚至有的汉人因“胡发高鼻”而被误杀。大量的蕃商携带银钱外逃，从宋朝时便形成的“蕃人巷”商人社区从而解体。

　　陈友定据有泉州不过两年，登基为帝建号“大明”的朱元璋便派兵袭取了福建，陈友定忠于元廷，被俘后不屈而死。而就在陈友定被杀的同月(1368年七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灭亡。

　　大明王朝建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朱元璋实行严格的海禁，从1374年(洪武七年)开始，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重新开放对外贸易，中外海外贸易断绝一百九十三年之久，期间虽有七下西洋等官方外交，但是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

　　而在隆庆年间重开贸易后，泉州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新航路开辟，*商人主导海上交通规则的地位渐被代替，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出，泉州港的主要活动区域渐被局限于印度洋及其以东的南海各国。泉州港曾经“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所渊蔽，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 号为天下最”的繁盛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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