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力：社会资本的全球配置

位于深圳盐田港北山工业区的一幢普通的办公大楼里，一家成立于2007年的公益性组织，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经超过60篇，约占全国总数的1/4。在这些论文中，有的解决了当时德国大肠杆菌疫情，有的回答了袁隆平“亩产万斤”水稻的“落穗”基因的问题……这就是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大基因”)。(中欧商业评论，2013/02)

这是华大基因的“工业+现代信息”大数据战略的初试牛刀。借助大数据技术，他们成功地绘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鸡、猪和大熊猫等物种的基因图谱;通过华大基因库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能够对人群从出生到死亡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进行更为主动的干预，甚至有可能对宫颈癌、糖尿并乙肝等中国发病率比较高的“恶病”进行疫苗控制。

和其他率先应用大数据企业一样，华大基因商业模式创新，受益于三大驱动力推动的大数据浪潮。一是个人全球化，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实现了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全球化。二是记忆数字化，云计算等廉价、高效的存储方式让信息资源成为 “共享的社会记忆”。三是社会网络资本化，社会网络成为继“人、流程和技术”之后重要的企业资源。

个人的全球化

华大基因数据库对德国大肠杆菌和“亩产万斤”水稻的贡献，是因为其基因数据库集纳了全球的智慧，是个人全球化的一个表象。因为，个人全球化为大数据的涌现提供了社会驱动力。

从达·伽马和哥伦布航海到1800年工业革命的世界探索，称得上全球化1.0版。这是“国家”的全球化，依托的是远洋船舰等技术。工业革命以来直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间的工业化贸易称得上全球化2.0版，即“企业”的全球化。它的技术驱动力是铁路火车、电报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硬件，实现的是工业和企业资源的全球配置。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将人类带入全球化3.0版阶段，即“个人”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