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继承制度很严格!立孺子婴为太子时王莽想篡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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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五年(公元5年)冬,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驾崩。居摄元年(公元6年)三月,不满两周岁的刘婴(史称孺子婴)被立为太子,由王莽称“摄皇帝”代行皇权:
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
果不其然,两年后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正式登基,建立新朝,历时210年的西汉王朝灭亡。
按照班固《汉书》的说法,立孺子婴为太子就是王莽的阴谋,是他通往篡位之路的一步棋。事实上,后世都认可了班固的这个说法,结局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不过,如果我们摆脱儒家士族的政治立场,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段历史,恐怕结论未必如此。
死板的继承制,限制了皇嗣的选择范围
现代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只要是皇室子弟,都有资格继承皇位,大错特错!事实上按照古代宗法制规定,只有嫡长子一系,也就是所谓的“大宗”,才有继承权。为了防止“小宗”对皇位的觊觎,列朝列代都对他们做出了相当严厉的限制,比如西汉末年,宗室子弟基本沦为只会混吃等死的食客。
只有一种情况,小宗才有可能盼来一线机会:嫡系断绝!即皇帝不光没有嫡子,连庶子都没有,比如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末代三位皇帝都是无后驾崩。
这种情况怎么办?随便抓一个宗室子弟来继承皇位吗?我们现代人的误解大多就在这里,其实即便皇帝绝嗣,继承人的选择也必须按规则来。
首先第一条原则:不能绝,皇帝无嗣,可以从宗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子弟中选择一人,过继为子,作为嫡子继承皇位。比如汉哀帝刘欣,就是汉成帝的侄子,被过继给汉成帝为子,从小宗变大宗,同时与生父生母割断关系。
第二条原则: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依据,血缘关系越近,优先权越靠前。比如汉哀帝去世后,在汉元帝的后裔中,仅剩汉平帝刘衎一个孙子,虽然与汉哀帝是兄弟关系,但只能由他做继承人。
第三条原则:兄弟不相入庙,意思是哥俩都是皇帝,百年之后只有一个人能进太庙,接受后世祭祀供奉。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能兄弟相传。这就是当初汉成帝选择了二弟的儿子刘欣,没有选择尚在世的三弟刘兴的原因。
按照这三条基本原则去套,基本上皇位的候选人就是唯一的,机动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存在争议。之所以如此死板,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继承制度的灵活性,给宗室子弟带来非分之想。
我们按这三条规定,来看看汉平帝驾崩后,皇嗣候选人都有哪些人选。
汉宣帝子嗣大曝光,刘婴可能是唯一候选人
汉平帝驾崩后,汉元帝这一系全军覆没(如图所示),按照继承法规定,皇嗣就必须从汉宣帝的其他四个儿子们的后代中选择一人,过继给汉平帝为子,以保证大宗不绝。
再次重申,这一点是铁律,不可更改。连血缘关系十万八千里外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后为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还*把自己过继给汉元帝,赖赖巴巴混了个嫡系身份。
汉宣帝一共五个儿子,除了汉元帝刘奭和早夭的刘竟,有资格入围的仅剩淮阳王刘钦、楚王刘嚣、东平王刘宇,这三人的曾孙辈。
刘钦、刘嚣和刘宇的儿子辈有26人,孙子辈由于资料缺失,无法完全统计,曾孙子辈史料有记载的只有三人:刘嚣的曾孙刘婴、刘殷和刘宇的曾孙刘匡。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很简单,按照继承法,宗室子弟随着年代久远,逐代降格继承,到他们的孙子辈,大多都成了失去爵位的平民,何况曾孙辈?既然没了爵位,史书不可能记载。
虽然如此,我们从汉成帝的年龄可以大致推算,孺子婴这一辈兄弟们的年龄。汉成帝是他这一辈年龄最大的,出生于公元前51年,以极端情况推算,假如他有孙子,顶天也就十四五岁。
考虑到古代孩子的夭折率,以及生女孩情况,几代下来,大概率情况是,孺子婴很可能就是他们这一代年龄最大的男孩。即便不是,至少他们都还没有成人,也就是说,从年龄上谁做继承人都是半斤对八两。
选中孺子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被作为汉平帝的嗣子继承皇位,汉平帝时年十四岁,“儿子”的年龄不宜太大吧。
所以,史书中以阴谋论,给王莽选择孺子婴下结论,很难以令人信服,要怪只能怪制度太死板。
皇太子与摄皇帝并存,被螃蟹夹伤的第一人
其实给王莽留下最大诟病的不是选择了孺子婴,而是选择孺子婴后,仅仅将他立为太子,自己以“摄皇帝”代行皇权。
这就导致历史上最大的奇观:皇位空缺,摄皇帝与皇太子不是一家人!
王莽为何要这么做?是不是自己有野心呢?其实这里也有迫不得已的地方。
假如孺子婴即位,他就要上朝听政,不足两岁的孩子自然做不到,那就得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抱着小太子临朝。试想一下,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后,抱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听政,这不要人命吗?所以,让孺子婴暂为太子,过几年能坐住龙椅了,再立为皇帝,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古代小皇帝多了去了,也不都是能坐住龙椅的,太后直接临朝不行吗?再者大臣称“摄皇帝”,这不是野心侧漏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况,孺子婴的情况发生在西汉末年,西汉仅仅是秦朝实行帝制以后的第二个王朝,很多事情都没有先例,远不像后来制度那么成熟,参考的先例也很多,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比如,“兄弟不相入庙”的规矩,随着庙祭制度的完善,根本就不是问题。随着宰相制度和内阁制度的发展,太后听政,也不一定非要皇帝在场,甚至不一定非得上大朝。伴随皇权的*性,摄政的大臣没人敢叫“摄皇帝”,改称“摄政王”。
总之,后期人们有很多办法对这种特例打补丁,不至于被继承制搞到尴尬的境地,但是对当时来说,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发生后人觉得很不可理解的行为。
所以,孺子婴只被立为太子,王莽以“摄皇帝”代行皇权,其实是当时的环境所迫,不能视作个人野心的表现。被人误解,只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真假周公,王莽的心里到底有几分忠诚
难道王莽就真的没有一点私心?纯粹就是想做周公?
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王莽也有私心吧。比如,即便可以绝掉汉平帝,选一个汉平帝同辈兄弟,过继给汉成帝,个人判断王莽也不会干,因为他的女儿王嬿是汉平帝的皇后,谁敢说续上汉平帝的子嗣,这里面就王莽没有一点疼女儿的私心呢?
个*利力方面的考虑呢?有,也是正常的,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手上没有绝对的权力怎么能行?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没必要拿这个说事,我们要说的是,他这么做,到底跟后来“篡位”有多大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关系!
王莽的一生,都以周公为楷模,后来之所以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走向改朝换代,原因有很多,两件事是主要转折点:一件事就是汉平帝意外驾崩;第二件事就是一年后的翟义*。
这两件事推动了近百年来“更天命”的论调喧嚣尘上,经过“保汉派”和“代汉派”的斗争,直到居摄三年七月份左右,王莽才下定决心接受“代汉派”的建议(这个复杂的过程,笔者有多篇文章论述过,可自行查看本人历史发文)。
所以,不能拿结果倒推前因,想当然地认为,立孺子婴时,王莽就心怀叵测。
综述
王莽的历史大概是被黑化最严重的一个人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他的改革失败了,作为失败者被人完全否定并不意外。第二个原因是,新朝过后恰恰是号称“汉室复兴”的东汉王朝,王莽如果不被塑造成反面人物,没法说明东汉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的官修史书《汉书》的作者班固,正是东汉初年的士族子弟,站在本朝的立场贬低前朝几乎是通病,更何况新朝不能被承认呢!
此后的士族阶级,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忠孝节义,也容不得王莽这样的人,这就是王莽在帝制社会的一直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原因。
我们没有了这个历史局限性的束缚,可以以更公正,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所以,应该能比古人更具穿透力。就王莽立孺子婴为太子事件,很显然不能作为王莽篡汉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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