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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有多惨?一门艺术活

程序员文章站 2022-08-16 11:31:11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代历史如何选择站队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在尔虞我诈的古代政坛里,“站队”绝对是一门艺术。每当遭遇政治风波时,身处其中的每个份子都要及时表态,选择自己的队... [详细]...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代历史如何选择站队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尔虞我诈的古代政坛里,“站队”绝对是一门艺术。

  每当遭遇政治风波时,身处其中的每个份子都要及时表态,选择自己的队伍,并及时向长官表示忠心。在官僚制度落后的封建社会,这种态度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上位者而言,一切不站在自己一方的政客,包括那些含糊其辞的中立者,都会被默认被划分到敌对的一方。政敌自然是需要消灭和打击的对象,所以及时站队,并站到正确的队伍中,是古代政客必备的能力,亦是一种关乎未来发展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本事。

  那么,如何向上位者表态?

  这是相当考究的学问,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政治史,所以表态的方法也被开发出成千上万种。其中有一些有效的方法,经历代政客亲身实践,被证明是政坛上最经典的政治手段,亦是在政坛中明哲保身的必备法则。

  第一种表态方式,也是最经久不衰的一种,就是与政敌划清界限。

  只要我站在政敌的对立面,那么,自然会与上位者站在同一阵营。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在古代有许多政客在向上位者表忠心时,便会对其政敌表现出势不两立甚至排挤打压的态势。

在古代历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有多惨?一门艺术活

  例如,武周王朝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有七个举足轻重的高官被套上了重罪,按照唐律理应处以极刑。考虑到这些重臣被处死会对武周统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武则天便宽恕了这些罪臣,将处罚改为发配边关。

  在这七名获罪的大臣中,有个叫崔宣礼的高官,他有个叫霍献可的外甥,也在京城担任要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旧社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风气十分盛行。外甥这一层亲缘关系,按照古代的礼教观念来看属于未出五服的近亲。因此,当崔宣礼获罪时,霍献可的政治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可以说,武周皇帝对崔宣礼的惩戒,将直接影响到霍献可的前程。至此关键之际,霍献可就演了一出相当精彩的政治秀,所用到的手段就是与舅舅划清界限。听说舅舅崔宣礼被武则天宽恕后,霍献可立即上朝启奏武皇帝:“倘若陛下不能将罪臣崔宣礼处以极刑,我便要以头撞柱,死在陛下面前!”说罢,就用脑袋去撞大殿上的柱子。

  武则天虽然是女皇帝,但说出的话一样是金科玉律,既然,已决定宽恕崔宣礼,就自然不会收回成命再将其处死。因此,霍献可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当然,对于霍献可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舅舅是否被处死不在他考虑范围内,只要能通过这种方式与舅舅划清界限,保证舅舅的罪行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与发展,这就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霍献可经常用彩色的缎带包裹自己受过伤(撞柱子)的脑袋,以此来展现自己对女皇帝的忠心。

  唐德宗在位期间,朝廷有个叫李晟的名将。了解晚唐史的朋友都知道,李晟是爱国将领,亦是扶大厦于将倾的大唐栋梁。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被验证的,在他成为中流砥柱以前,他亦进行过一场出色的政治表演。

  与前文中提到的霍献可不同,李晟的表演对象并非统治者,而是劳苦大众。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民群众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想要让老百姓去信任一个将军,一场出色的政治秀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李晟的一家老小都在敌占区,生死未卜。李晟的敌人朱泚想要拉拢李将军,于是,便让李晟的亲家去找李晟,向他通报家人平安无事的消息。按理说,这种情况无可厚非,毕竟李晟的家人都是平民百姓,报个平安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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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事如果让老百姓听说了,其性质就不一样了。李晟的家人是军属,这种情况在人民群众看来岂非通敌卖国?考虑到此事有可能引发的恶劣影响,李晟做了一个沉重的决定,那就是当众处死来保平安的亲戚。

  为了划清界限,李晟将处死亲家的场面弄得人尽皆知,还在行刑时正气凛然地表示:“我李晟的亲戚居然做了奸细!”一语既出,围观的人民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表示李晟将军乃大唐栋梁,是个为了大义六亲不认的爱国者。就这样,李晟收获了民心。

  通过划清界限来表态,关键在于要对敌人尽可能地狠。不过,凡事不可太过,一般来说达到演出目的即可,若表演得太浮夸,也容易取得反作用。接下来这个例子仍发生在唐朝,主人公便是李治朝的高官高真行。

  不得不说,高真行这个名字取得相当有意思,他的处事风格正应了他的名字,真行。高真行的长子高政曾在东宫担任典膳承,就是专门负责太子膳食的小官。因为一场政治风波,太子被卷入一起谋反案中,被废掉了太子之位。

  太子垮台之后,在东宫里当官的大小官员都遭了殃,纷纷遭到牵连。考虑到高真行是当朝要员,李治便将高政送回高府,让高真行自己拿主意。高真行见老大想看自己表态,于是,便准备了一出大戏。

  就像先前我们说的那样,划清界限这种事,如果做得太过就容易起到反作用,高真行为了向李治表达自己的炽烈忠心,在儿子高政跨进家门的那一刻,便抽出刀子抹了儿子的脖子,那场面别说有多震撼了。

  这还不算完,高真行的兄长,时任户部侍郎的高审行,继高真行之后又用刀子捅进了侄子的心窝。最后,高政的侄子高璇用刀子割下叔叔的脑袋,然后高家人将涉嫌谋反的太子党高政丢出门外,以示此人与高家毫无瓜葛。

  其实,从李治的立场来看,他未必想要了高政的命。毕竟,明眼人一看便知,典膳丞在东宫中的地位不算高,基本不会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所以太子谋反这件事未必与高政有关。李治之所以将其放还,多半是想卖高家兄弟一个人情,让他们将高政惩戒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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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想到,这一家人冷血如斯,竟为了与太子党划清界限,将血肉之亲杀之后快。这件事传到宫里后,李治被吓坏了。后来,李治便挑个机会将高真行兄弟贬离京城,打发到地方当官了。或许在高宗看来,这样冷血无情的家伙留在身边,才是最大的祸患。

  高真行的行为,为后世的政客敲响了警钟。

  划清界限,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表演,但这种表演需要考虑到尺度,倘若尺度过大,非但无法达成表态的目的,还容易适得其反。

  当然,与划清界限这种通过伤害他人来表明自己立场的方法相比,还有一些不那么缺德的表态方式,同样能够达成表忠心的效果。

  时间来到南宋,当时有个地方官叫蹇材望,是湖州地区的“二把手”。宋代的情况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先是靖康年二帝被金人掳掠北上,后来好不容易与金合议换来一段和平光景,又赶上了蒙古崛起。

  蒙古横扫金朝之后,大宋便首当其冲,成为蒙古侵略者征讨的对象。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当口,大宋王朝的君臣都很愤慨。尤其是随着程朱理学的兴盛,当时的人们都很看重表态。吵得越凶,演得越像的,越会被统治者视作忠心耿耿的中兴大臣。

  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蹇材望另辟蹊径,从“道具”上下足了功夫。蹇材望用锡制作了一面牌子,上面雕刻了“大宋忠臣蹇材望”七个大字,随后,又将牌子挂在脖子上,还在上面拴了两块银子。

  蹇材望逢人便说:“如果我死在蒙古人手中,请用这两块银子当作我的丧葬费,并在我的墓碑上写下‘大宋忠臣蹇材望’的墓志铭。”蹇材望的行为为他博得了美名,当时的皇帝真的以为他就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死忠之士,大臣们也都对蹇大人的高义倾佩不已。杭州的老百姓,更是将蹇材望的事迹争相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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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后来蹇材望是否真的以身殉国了呢?

  并没有。

  在蒙古人打到南方以后,南宋覆灭。乱世之中,人们还以为蹇材望像他说的那样以身殉国了,还有义士准备寻觅蹇大人的尸首为其殓葬。没成想,当元朝站稳脚跟后,湖州新上任一位汉人同知,此人正是失踪多时的蹇材望。原来,在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此人便已做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元兵还没攻城,他便丢下那块锡牌投降啦!

  这些政客的政治秀还真是令人唏嘘,也让人看到了封建官僚的无耻嘴脸。这些人的行为,难怪一些外国哲学家会将“旧社会的政客”视作“肮脏的利益傀儡”,这句话放在封建政客的身上可谓相当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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