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何弃官十年?弃官的原因是什么?
包拯为什么弃官十年,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父亲包令仪悉心培养和恩师刘筠的言传身教下,已经二十九岁的包拯终于得到了进士出身。而持进士及第的包拯在仕途上的光明前景也似乎是近在眼前了。
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包拯中举的这一年,朝廷便授予包拯大理评事的官衔,还派他担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的知县,一下子就成了八品官员。这建昌县在当时可是个大县,交通便捷,山川秀美,多名胜古迹。包拯作为初涉官场的新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优差,足可见朝廷的重视了。然而,包拯此时却向朝廷辞官,表示想要归家休养。
为什么苦读近二十余载,一朝金榜题名的包拯会在仕途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这样“自毁前程”呢?
原来,当时的包令仪夫妇都年事已高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而建昌县与庐州两地相隔数百千米,包令仪夫妇不愿意长途奔波、离开故土,也不愿家中的独子远离家乡去做官。深受父母养育之恩的包拯便向朝廷上奏希望在庐州附近任职,以使忠孝得以两全。朝廷也理解包拯的尽孝之心,让包拯改任和州监税,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与当时的庐州相互为邻,不用包令仪夫妇长途奔波。
可是,当包拯回家请迎父母随他上任时,包令仪夫妇仍是表示留恋故土,不愿前往。年近而立之年的包拯虽然怀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犹豫再三之后,认为父母已经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为之尽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自己要为国尽忠却是来日方长。于是,包拯毅然辞官归乡,一心一意在家侍奉父母。
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学子读书人取得功名都是盼望着能早日做官,赶紧走马上任,而只有在父母去世后,才会回家丁忧居丧。包拯深知尽孝就应当在父母在世之时,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包拯便毅然决定离开仕途,“先尽孝后尽忠”。由此可见,包拯绝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人,而是一个至忠至孝、淡泊名利的品德高尚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包拯在庐州侍奉双亲期间,天圣六年(1028),包拯的恩师刘筠再次出知庐州。刘筠曾经三次担任翰林学士,他很期望可以进入中书省或枢密院(前者以宰相为首执掌行政大权,后者以枢密使为首管理军事),能够在更关键的位置为国家更尽一份力,可是得到的仍只是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这样的职位。
刘筠此时也是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因此刘筠便再次请求出知庐州。刘筠对庐州这个地方是很喜爱的,之前担任庐州知府的时候,他就在城中建造了房屋,还建了一个书阁,以珍藏真宗皇帝曾经赐予他的所有书作,仁宗皇帝还亲自书写了“真宗圣文密奉之阁”的飞白赐予刘筠。
这次出任庐州知府,刘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更是在这里造了坟墓,做了棺椁,还自撰了墓志铭。两年之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刘筠卒于庐州。
在这三年间,包拯经常在刘筠身边耳濡目染,熟悉官场;研读经史书籍,培养情操;探求治国安民之道。这些对包拯日后再次出仕、报国尽忠都有很大的助益。而刘筠的逝世,无疑对包拯是个很大的打击,使包拯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良师益友。
包拯一直在家精心侍奉父母,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将父母妥善地安葬之后,便在墓边搭了一个草棚,为父母守丧。当时的习俗是父母去世之后,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史书记载包拯守丧时称:包拯三年守丧期间身心憔悴,节衣缩食。人们都称其为“墓旁孝子”。
一般来说,有官职在身的官员为父母服丧之后,就可以立马官复原职,再次做官的。而包拯三年丧期满了之后,仍是不忍离去,他在除去丧服之后,依然时时徘徊于父母的墓边,恋恋不舍。
又过了两年之后,经过亲友的多次劝勉,包拯终于决定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任命。这时,已经是景祐四年(1037),距离包拯中举得官,初涉仕途,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而在这十年间,与他同榜高中的人一个个已经青云直上,有的已经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而包拯对此毫无怨言,可见他的尽孝完全是出自内心,而非“作秀”。
包拯认为做官是为国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尽孝高于一切,只有能够尽孝之人才能为国尽忠。与包拯素有嫌隙的欧阳修也客观地评价包拯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包拯通过“先尽孝,后尽忠”,做到了忠孝两全,在当时可以说是给所有官员做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吴奎在其《墓志铭》中说:“(包拯)竭力于亲,尽萃于君。”就是说包拯在尽忠、尽孝方面在当时是被充分肯定的。
包拯能够清廉一生,誉满朝野,也离不开妻子董氏的支持和辅助。董氏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便读书识字,可以说是知书达理。董氏与包拯成婚后,对包拯说:“大丈夫自然应当为君上效力,家里有我来照料双亲,我会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侍奉他们,你放心去参加科考吧。”于是,包拯留下贤惠的妻子在家照料父母,赶赴京城参加科举。
而包拯考中进士,却为尽孝心而抛弃官位,此举不仅没有惹恼妻子,反而赢得了妻子的敬重。董氏理解丈夫“先尽孝后尽忠”的想法,心甘情愿地陪伴丈夫奉养双亲。十年间,董氏一直无怨无悔地伴其左右。
包拯留传下来唯一的一首诗,据他的“门生”张田说,便是包拯此时写下的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
“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则是处世的要诀。笔直而细小的树干,一定会长成能够支撑大厦的栋梁;百炼的纯钢,决不会用做弯曲的钩子。仓库里堆满粮食,连老鼠、麻雀也会高兴;田野里寸草不生,连兔子、狐狸也会犯愁。
史册上记载着古人许多宝贵的教训,做官就要做好官,千万不要留下耻辱之事,让后人笑骂。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他在诗中直抒胸臆,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从政和为人的道德准则,即清心治本,直道处世。
就这样,包拯在处理完父母的丧事之后,带着成为国之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告别家园,踏上征途,开始了他千古流芳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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