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当大臣可以和朱元璋顶撞，但绝对不能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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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68年，草根出身的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改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从社会最低层的流浪娃到君临天下的一代雄主，朱元璋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励志的传奇。

　　天下初定后，回想起昔日卑微的经历，皇权在握的朱元璋有着神经质般的警惕。为了掩饰自卑心理，朱元璋不惜采用铁血手腕维护自己那脆弱的自尊，由此在洪武年间的朝堂上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

　　一、敏感皇帝

　　朱元璋早年在皇觉寺当过3年和尚，期间还屡次受到住持的训斥，这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痛。为此，他对“光、秃、僧、亮”之类的字眼相当敏感，如果有人不小心犯讳惹怒了他，后果会很严重。

　　杭州的徐一夔本是元末的翰林院官，时逢乱世便辞官归隐。朱元璋创建大明后，诏令他出山续修《元史》，或许是新上任老板的器重，再度激发了徐一夔的工作热情，完成任务后，他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奏表，以倾诉对朱老板的仰慕之情。

　　当奏表出现在朱元璋的眼前时，其中的一句话让他顿时面色凝重起来。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媚俗的彩虹屁令朱元璋大怒：“生者僧也，光者无发也，淮西方言将‘则’念‘则’，这岂不是讽刺我做过和尚当过反贼?”一念之间，徐一夔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身首异处。

　　即便是自家亲戚，也得为自己的不小心犯讳付出代价。

　　宁妃的哥哥郭德成生性豁达，一次与朱元璋饮酒至深夜，耳酣面热之际，朱元璋看着这位留着地中海发型的大舅哥，取笑道：“醉汉秃成这样，莫不是酒喝多了?”，郭德成借着酒性笑道：“就这我还嫌多哩，剃光了才痛快!”。

　　第二天酒醒后，郭德成越想越后怕，话已出口再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得剃光了头发称病不出。朱元璋探知后只得悻悻作罢。

　　不仅如此，就连百姓取名，也不能用“天、国、君、臣、圣”之类的字眼。鉴于敏感词太多。礼部官员战战兢兢地写了份奏章，恳求皇上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以保全臣民性命。

　　然而就在众多官员如履薄冰时，一个七品小官却胆敢逆龙鳞，当众怒怼天子!

　　二、一根筋御史

　　且说朱元璋在宫中待得烦闷，就让太监去南京城外找个戏班子到宫里活跃下气氛。戏班的主角全是女子，在当时属于贱民阶层，若不是为皇上表演节目，无论如何她们都不可能进宫。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一众人在太监的引领下，匆匆过了午门往内殿赶去。

　　到了奉天门，他们被巡城御史周观政挡住了去路。领路的太监怒喝道：“我奉旨领人入宫，你小小的御史岂敢阻拦?”，周观政不依不饶地搬出内宫制度：女乐这类贱籍，不得进入皇宫这样高贵神圣的地方。双方僵持不下，太监只得将戏班留在门外，自己入宫向朱元璋禀报。

　　听完太监的汇报，朱元璋只得传旨取消戏班演出，并对周观政的工作予以肯定。以他的秉性，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算给足了对方面子，然而这个周观政却是个一根筋的角色，坚持不肯放戏班出宫。

　　在周观政看来，自己身为御史，向皇上提意见是职责所在。如今皇上召集戏班意欲何为?这事皇上不说清楚，就不能放人!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亲自向周观政解释：“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最后他不得不低头认错：“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贵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为何会对一个小小的御史认怂?这还得从他赋予言官的职权说起。

　　言官制度古已有之，但经过朱元璋的改革，明朝言官的职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上到规谏皇帝、下到巡视吏制、体察民情，都属于言官的工作范围。而周观政所担任的御史一职，正是朱元璋精心打造的监察系统的代表。

　　如果就此以为朱元璋好糊弄，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磨洋工者死

　　自幼贫寒的朱元璋，深受元末官员贪腐之害。创建明朝后，他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反贪运动，命人编制了《大诰》，对惩治贪腐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最硬核的一条：“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绝不宽待。”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处理贪官的方式上也费尽了心思。为了震慑官员，他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极尽血腥的酷刑：剥皮楦草、挑筋、断指、断手、挖膝盖骨等等。

　　其中最恐怖的当属剥皮楦草：将贪腐者当众剥皮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立在继任者的堂衙前作以警示。此法一出，大小官员闻风丧胆。

　　这阵反腐风暴一直贯穿整个洪武朝，朱元璋当政31年，杀死贪官污吏多达15万，其中不乏开国元勋朱亮祖、驸马欧阳伦这样的亲贵。

　　就连常遇春的妻弟蓝玉，既是儿子朱椿的岳父，又是功勋卓著的宿将，也不免被剥皮楦草的下场。

　　和户部主事赵乾相比，这些贪腐大鳄死得倒是不冤。仅仅因为磨洋工，可怜的赵乾就身首异处，用生命向同行们揭示了朱元璋的底线——赈灾不力，必死无疑。

　　在关系到民生问题时，即便是举无轻重的小问题，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够砍一万次脑袋的恶行。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湖北发生洪灾，心急如焚的朱元璋命户部主事赵乾赈灾，赵乾从南京出发，一路欣赏沿途风光，两个月后才抵达灾区，又磨磨蹭蹭了三个月，第二年五月才将赈灾粮款发放完毕。

　　事后朱元璋追究下来，户部上下都为赵乾开脱：赵主事虽然效率不高，但未贪污半厘赈灾款，而且活也干完了，以前元朝官场风气就是如此，人家还吃拿卡要哩!换言之，赵主事已经算得上业界良心了。

　　雷厉风行的朱元璋哪里受得了这个?一怒之下拟道圣旨：视民死而不救，罪不容诛——不管百姓死活，杀头都不解恨。随后，主事赵乾被斩首，所有为他开脱的同僚，一律拉出去打一顿板子。

　　赵乾用鲜血书写了新的记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赈灾不力被砍头的官员。

　　赵乾的死让官员们都懵了，磨洋工在官场上早有先例，怎么到朱老板这里就得掉脑袋?

　　唐宪宗年间，官员潘孟阳奉命前往江淮赈灾，带着三四百人沿途寻欢作乐，而且还收受贿赂，唐宪宗得知后龙颜大怒，这么恶劣的行为也不过官降一级了事。

　　如果他的老板是朱元璋，凌迟之刑怕是难免了。

　　四、赈灾成效

　　遇到朱元璋这么接地气的皇帝，赈灾不力成了洪武年间官场的高压线。犯讳者、劝谏者未必会死，但若是消极赈灾，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即位之初，重视农业生产的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与水利相关的建议，不论是否可行，地方官吏都必须上报朝廷，待研究后再作决定，若是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详细地地将赈灾的程序编制成律法条例。比如洪武二十六年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是遭遇水旱灾情，所在的灾区官吏必须将实情汇编成册，逐级转交到户部。户部立案后，派遣专业人员前方灾区核实，甚至连灾民的姓名、年龄，赋税等数据都一五一十的登记成册，再逐级上报，与地方上报的数据吻合后，再执行赈灾款的发放流程。

　　如此一来，朝廷便对灾情了如指掌，赈灾款的发放也能精准地落实到灾民手中。

　　正是这类对消极赈灾的零容忍政策，洪武年间的农业恢复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研究数据显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耕地面积比洪武元年(1368年)增加了一倍多，由此也带来了国库的充盈和人口的增长。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的税粮比洪武十八(1385年)年增长了三成还多，是元末的两倍，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收到各地州府上报的奏章，纷纷抱怨粮仓太小，存粮够用好几年，以致于有的粮食都发酸变质了。

　　元朝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是5300多万人，不到三十年，朱元璋就将因战乱凋敝的人口增加到6000多万，而这正是粮食增产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

　　如今的诸多大中型城市，如开封、太原、西安、扬州等地，都是基于洪武年间的人口增长而升级的。

　　正是基于朱元璋对官员赈灾的零容忍，蓬勃的大明王朝如一轮红日，在元末乱世的废墟中冉冉升起。

　　随后便有了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便有了熠熠生辉的大明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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