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逃亡时与此女康同璧的书信往来 揭示“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家女人的凄凉遭遇

　　2014年12月，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康同璧旧藏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的消息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这批文献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1904至1906年旅居美国康涅狄克州南温莎时期的旧物，尘封在当年康同璧留学时代租住的房东旧宅中已经整整110年。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教授认为这批史料的刊布“无疑将丰富后人对于康有为的理解与研究。”

　　△康同璧西服照片(摄于1903年)

　　康有为的书信为上海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都有收藏，并且多有整理发表，在已经出版的《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多康有为与长女康同薇的通信，但与次女康同璧的通信很少，这批新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二百余件文献包括大量的书信、照片，还有学术界从未知晓的康有为《年谱》誊录本原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各类媒体在关注报道这批文献时，几乎无一例外都聚焦于其中一封1905年10月20日康有为写给康同璧的信，这封信保存了保皇党密谋在美国暗杀孙中山的“惊天秘闻”。当大家在关注这批文献将对清末政党活动、维新派和革命派关系等研究带来的冲击时，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这批文献昔日的主人——康同璧，这位以“我是*第一人”豪壮诗句闻名的康家次女，她青年时代的往来书信、日记和照片中所传递的其他信息。

　　△康同荷致康同璧信。

　　康同璧(1886-1969)，字文佩，号华曼，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次女，少年时即与姐姐康同薇主持“粤中不缠足会”，是晚清妇女运动的先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亡命海外，19岁的康同璧妙龄弱质，孑身独行，“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到印度寻父。1902年，代表康有为赴欧美演说国事，提倡女权。1903年起，在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巴纳德学院等校，获巴纳德学院学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此次公布的这批文献正是康同璧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宝贵资料。康同璧1903年抵美后，俨然成为康有为在美的代言人。保皇会在美国创办的《中国维新报》中有不少对康同璧在美演讲的报道，称赞她“议论宏富，谓当今竞争激烈之世，非合大群，结团体，不能救中国，各埠同胞阋墙之案数见不鲜，实合群之大压力。”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在美华侨，亦感叹康同璧“诚二十世纪女杰之先河也。当为我中国女权界馨香视之”。

　　母亲张云珠

　　朵云轩公布的这批私人信件，其中有三封是康同璧与母亲的通信。康同璧和康同薇的母亲张云珠(1855-1922)是康有为的原配夫人，是康的舅舅张玉樵之女，1876年嫁入康家，时22岁，比丈夫年长3岁，知礼贤惠，尤能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事业。同薇、同璧二女不缠足，由康有为提倡，但面对举族哗然，母亲的支持最为有力。维新失败后，一度传言康有为已经赴死，张云珠临危不乱，安排全家逃离险境。这三封张氏夫人给康同璧的信，由长女康同薇代笔，书于红线直栏稿纸，除报告“家中各人粗安”之外，张氏日日忧心的还是康家的住房问题。康同薇在给妹妹的信中报告“母年年因屋事操心，非得一屋长久计不可，今又迁屋矣。因迁此屋之事激怒，几乎成病。”康家流亡港澳之后，一直赁屋居住，1904年家中被盗后张氏夫人很想自建住房。1905年5月2日，母亲在给康同璧的信中提到：

　　日间拟在澳建一屋平。已入京取皇家地，现尚未批准。于买屋甚多。此乃穗田所倡者，已详前次寄上尔父之函中已。

　　光绪皇帝曾有地产赐予康有为当不稀奇，但当时已经亡命天涯的康家竟然还敢入京取地，读来令人几乎不敢置信。张氏夫人信中提及的“穗田”系支持维新运动的澳门商人何穗田，“戊戌变法”失败后何出任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兼财政部长，并资助康家的日常生活。但从家信来看，康家在澳门的生活仍不免窘迫，康同薇向妹妹抱怨，“所云父有千金命汇回，今尚未见，今商会不能大成，仰人实非得计。而父虽公而忘私，不为后虑，母则因之操持太苦，每后顾则生忧。如尔侍父左右，不可不因机而言也。”可见，康有为的保皇会经营产业众多，经手钱财丰厚，可是当时康氏家人的流亡生活并不舒适。张氏书札绝少见，此三通书札极难得。1922年6月，张云珠夫人在寓居江苏金坛时坐化而终，享年68岁，康有为将夫人葬于金坛薛埠镇西阳塔山。2014年3月，在金坛出土了张夫人墓志铭，在这份康有为亲撰的墓志中记曰，

　　“吾以戊戌毗赞德宗景皇帝，变法救中国。危那拉后，废帝，捕吾，逮及家属。夫人幸走免，奉姑携女，逃匿港澳。吾亡海外十六年，险阻艰难，皆夫人支柱之。”

　　姐姐康同薇

　　康家子女中最著名的除了康同璧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第一女报人”的康同薇。康同薇(1878-1974)，字文僴，号薇君，天资聪颖，博学强记，精通国学和英语、日语，曾经翻译有大量日文书籍文章。1896年11月，康有为在信中教导长女“多读中书，学习中国文章，俾可充报馆主笔之才为最要”。在绝大多数中国女孩都还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19世纪末年，康有为已经着力培养女儿成为报纸的主笔，可见康家育女观念之新。康同薇果不负父亲所望，1897年2月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后，同薇就担任了该报记者和日文翻译。《知新报》曾在读者告白中特别声明“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康同薇撰写、1898年5月发表于《知新报》的《女学利弊说》一文更是维新时期重要的女权论述。1898年，康同薇与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人在上海创办《女学报》，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纸。

　　大力提倡女学的康同薇，1897年随父亲到上海之后，还积极投身于中国女学堂的实际创办工作。当梁启超、康广仁和经元善等人出面筹备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时，学校的具体安排与事务性工作多由女性承担，这些女性包括康同薇、李蕙仙和谭嗣同的妻子李闺等。1897年12月初，中国女学堂筹备会议的两份记录中都提到康同薇的重要作用，“惟康小姐文采敏捷，援笔立论”，“与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的中国女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宣告终结，康同薇的传记资料亦多以“戊戌政变后，携母出走澳门”结束。从《康有为往来书信集》所收多封康有为在1900、1901年间与女儿的通信可以看出，在这两年，康同薇是康有为在港澳的全权代表，不仅家中大小事务尽托长女操办，就连维新保皇事业亦有交托。受限于史料，以往对康同薇的研究到1900年就戛然而止了，在朵云轩此次公布的这批文献中有三封1905年上半年大姐康同薇写给同璧的信，将我们对康同薇的了解进一步推进。1899年，康同薇与康有为的弟子麦仲华结婚后，这位女志士的肩头就担起了娘家与夫家的双重重担，1905年5月17日康同薇给妹妹的信读来令人心酸：

　　得一女无可贺，愈见姊之入世甚深而去学苦知耳。并儿女为累，不能日日上学，而致归于家。又财力不给，学而无恒，安能成哉!

　　康同薇一生育有子女11人，这一年27岁的她应是又添一女，受家庭的拖累她不能像妹妹一般出国留学，只能在信中嘱咐同璧将“现所学在何级?近学何学?望一一详告。”在第三封信中，这种空怀满腔壮志，却只能在家携老抚幼的无奈更是表述无遗：

　　姊前月返顺德庙，见携伟回乡，而伟以病返澳，今尚抚携不离手。倩则贪乳未断，哭泣不竭，加以复妹和声而泣，姊今处此境，全无进步高兴之心，不能和己，不能利人，求得一刻安，则如登天堂矣。

　　在康同璧陪伴父亲流亡海外、留学欧美的日子里，大姐不只要在麦家相夫教子，还承担起了照顾康家上下老小的重任。康同薇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女志士从少年时代就投身废缠足运动，当主笔、办女报、兴女学的壮志在婚后却不得不消磨在生儿育女的琐碎生活之中，扶老携幼的负累让她不得不困守家庭。

　　堂妹康同荷

　　在朵云轩公布的这批私信中，有一封1905年端午节康同荷(1888-1938)写给康同璧的信，是罕见的康同荷的亲笔信，非常珍贵。康同荷是康广仁的女儿，“戊戌六君子”被杀之后，康广仁之妻黄谨娱携家人避祸香港，同荷被康有为收为养女。1901年，黄谨娱携女儿回到广州，开办纱袜厂兼办女学。1903年，康同荷与康同璧一起取道日本计划赴美留学，不料却滞留日本，遂入日本的女校就读。此次公布这封信是她二度赴日留学时写给堂姐的：

　　二姐左右，分袂以来，瞬经两载余矣。天涯之感，时系怀中。遥想玉体安吉，诸凡纳福，谅加鄙愿。回忆在横滨，离群索处，甚至书信鲜通，但未知何日事能同姐相聚一堂耳。今年荷再到日本留学，现入实践女学校，在校内寄宿，同学约十五人，*学生颇不寂寞。姐如暇时请频惠手书，聊作面谈，亦一快也。……如有函来，请寄来东京丰多摩郡涉谷村口涉谷实践女学校寄宿舍内荷收便妥。

　　这封以毛笔书于白纸上，署名“妹同荷上端午书”的信札是目前公开仅见的康同荷亲笔信。以往传记资料中多载康同荷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化学系”，日本学者石井洋子考证康同荷1907年入日本女子大学普通预科，次年入教育学部，1911年毕业。但从这封信中可知康同荷1903年就第一次赴日留学，进的是在横滨的女校;1905年二度赴日就读的日本实践女学校——该校正是1904年秋瑾赴日时所读学校。秋瑾曾在家书中提到的实践女校生活，“学规甚紧，每礼拜30点功课，又自修6时，学费16元，须买书参考，甚贵。衣服、零用、纸笔等，每月须30元之谱，尚不敢奢侈一点。出门行路，并未坐过人力车也。”这一年，与康同荷同在实践女校的中国女生约15人，同在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有百人许，“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学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

　　日本女子大学是康同荷在日本就读的第三所学校，期间她翻译出版了日本摄影家田山宗尧编著的《环球游览图志》。与两位堂姐相比，康同荷的革命道路可能走得更远，《民立报》1911年6月29日有篇报道称，“康同荷，康广仁之女也。前日在东京，开会演说，鼓吹革命。”梁启超也曾赞叹同荷“明锐有父风”。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他们的行迹多有流传，但却很少有人关注过他们的家眷是如何度过难关，如何支持他们的，朵云轩此次公开拍卖的这批私人文献正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文献产生于维新党人流亡海外的动荡岁月，逾百年风霜得以保存殊属不易，其中保存的维新女志士们的家庭生活、革命行状更是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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