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互利，建国初期的援助亚非拉行动
1956年，*在一篇纪念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种贡献过去太少了，他为此感到惭愧。
1963年8月，*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成为当时中国*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而在中国“两个拳头打人”的那段特殊时期，面对美苏两国“夹击”的压力，加大外援无疑也有拓展国际空间的考量。
根据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
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国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被认为是*建政后对外援助的开始。1954年11月，中国副总理乌兰夫率团访问蒙古，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造纸厂等，并动用外汇到英国订购纺织设备以满足蒙古要求。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1953年至1957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
1953年11月，朝鲜*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将朝鲜战争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援助朝鲜8亿元人民币。 前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回忆录中透漏：“在1950-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
自1950年至1954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6亿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包括香烟、粉条、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当时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1960年7月1日，时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在访问非洲期间，中国总理*代表中国*提出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方针。
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加大对外援助的规模。1960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阿尔巴尼亚*在会上反对苏联*攻击中国。此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升温。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1960年，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当时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
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水泥、钢筋则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在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恩维尔·霍查(enver hook )曾对中国大使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早在1956年，中国国内“反冒进”时，**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就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超过了偿债。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王稼祥了解到更多中国国内的困难情况。*在会上讲话，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人敢于讲意见”。王稼祥于是给**写信，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王稼祥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很难。*看过王稼祥的信后，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认为对外要算政治账。随后，王稼祥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终结。
随着*的爆发，*对外援助的热情一再高涨。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970年，*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agha mohammad yahya khan)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政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这样不计成本的援助造就一些受援国比中国的生活水平还要好。而且一些受援国还对中国产生依赖思想，动辄向中国提出过高援助要求，一旦不被满足，便对中国表示不满。
1979年7月，*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当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锐降至0.7%，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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