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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时候的土匪山贼真的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吗?

程序员文章站 2022-05-31 14:51:44
历代王朝的版图里,土匪山贼等“江湖人士”们画地为牢,是个常见现象。这类乱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外,也带来另一个令许多“票友”们热议的话题:这些逮啥抢啥且杀人如麻的土匪山贼们... [详细]...

  历代王朝的版图里,土匪山贼等“江湖人士”们画地为牢,是个常见现象。这类乱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外,也带来另一个令许多“票友”们热议的话题:

  这些逮啥抢啥且杀人如麻的土匪山贼们,怎么偏偏不抢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呢?

  对这事儿,多年来“票友”们脑洞大开,从“举子身份”“抢劫成本”“盗亦有道”“山贼良心”等各方面,总结出了无数原因。其丰富内容,简直可以构建一个行规严格的“虚拟江湖世界”。但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土匪山贼们真这么“上道”?看见赶考举子就不抢?

  至少,明代以前,特别是唐宋年间的举人们,就是一声泪奔回答:谁说不抢?

  比如放在号称“文化繁荣”“科举发达”的宋代,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就是沿途大小山贼眼中的诱人“肥羊”。

  “抢举子”更是宋代三个世纪里出名严重的治安难题。

  越是位置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越有山贼强盗出没,看见赶考的举子,那更像是打了鸡血——宋徽宗政和年间时,举人秦楚才路过宿州,一进宿州境内就被强盗跟踪,差点被人抓去煮了。吴兴六个举人来到汴堤时,更被强盗明火执仗,幸亏同行举人里有练家子,奋起反抗才脱身……

揭秘:古时候的土匪山贼真的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吗?

  宋真宗年间的名相张咏(纸币的发明者),早年是个赶考举子时,就遭遇到惊魂一幕:偏巧投宿进一家黑店里。幸亏张咏一身武功且人又机警,半夜里一阵恶斗,杀了黑店店主全家,一把火把黑店烧了个精光。

  可倘若是个普通举子呢?百分百的遇害。

  而且千万别以为,这些山贼土匪只是在穷乡僻壤里出没,宋代这些“江湖人士”们,就是哪热闹往哪凑。特别是宋代举子必走的汴河水道,就是山贼土匪打劫的“热门地区”。就连沿河的旅店,也是黑店极多,“弃尸河流,没其衣服财物”的事情极多。

  那为什么山贼土匪们这么“青睐”举子呢?一来大宋“守内虚外”,两宋大小农民起义四百多次,“山贼土匪”这类“小人物”,官府有时就应付不过来。二来宋代科举不同明清,举子赶考得到的官方路费有限,为了凑足盘缠,好些举人都带足丝纱茶等货物,一路上边赶路边卖货凑钱。对于山贼土匪们来说,这些“有货”且“反抗力弱”的举人,就是送上门的买卖,抢劫成本如此低,当然开抢没商量。

  看过这类“举人都挨抢”的悲催经历,也不难看到两宋王朝“富裕”下的低效与迟钝。“积贫积弱”的国运,已是可以想。

  不过,放在明清年间时,宋朝时常“挨抢”的举人们,也的确是翻了身。虽然明清年间盗贼也多,甚至还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图》这类“防盗手册”,出行者几乎人手一份儿。但“抢举人”的事儿却极少见,就连在明清野史小说里都罕见。

  这个奇现象,一来因为明清举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举人“功名”,既有“优免”特权,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职,日常话语权极大,出行赶考赶考不再为钱发愁,可以享受朝廷的车马补贴。比如清代顺治年间起,赶考举人可享受二十两银子的“盘费”,而且给“驿马”。另外明代起举人赶考,一路免收任何“过路费”,路上住驿站进城有会馆,拿着“火牌”白吃白住。比起需要凑盘缠的宋朝举人来,那真是“硬茬子”。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明清时期,中国驿路交通条件的空前提高。

  土匪山贼们要打劫,“作案条件”非常重要。宋代防卫松散的汴河沿线,或是州县交界的穷乡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场所”。但放在明清的驿路上,这类“好条件”基本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铺开驿路建设。明朝立国仅仅三十年,大明朝的驿路就突破了十四万里,水路驿站多达1900多个。明成祖“靖难”后更进一步,向北驿路修过了黑龙江,向西修进了乌斯藏,全国形成密集交通网。

  明清两朝举子们赶考,走的就是这一类水陆“驿路”。

揭秘:古时候的土匪山贼真的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吗?

  尤其比唐宋元历代更进一步的,就是明清驿路的交通条件:明清的驿路,道路更加笔直宽阔。比如唐宋年间时就连通广东与内地的“大庾岭路”,明代时就大规模拓宽,路面改成青石长条,且两侧补种了一万五千多棵松梅。不但交通便利,环境也十分优美。西班牙人拉达就形容明朝的驿路“能容15骑并排通过”,且“宽阔笔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拉达的西班牙使团,曾沿着明朝驿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结果一场雨后,“路面依然干净平整”。

  而到了清代时,中国的南北交通驿路,也是又进一步,变成了“官马大路”。哪怕东北西南西北边陲地区,与内地也有宽阔“官马大路”连接。各地举子进京赶考,走的都是这样的水陆好路。对这强大的交通系统,明清两朝的管理也空前严格。明代的水陆驿路上,每60到80里就要设置驿站,每10里还有递铺,部署铺兵。大运河等水路动脉上,更是一路都有“递运所”“巡检司”,防卫十分森严。

  在明清两朝的六百年里,“漕运”“驿路”的稳定,也是考核官员的“硬指标”:

  别说是闹贼,哪怕是“失于修理”都要“笞三十”,桥梁损坏更要“笞四十”。

  闹贼那更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虽说明清两朝山贼土匪不少,连带着“安全手册”都卖火。但无论是陆上的“响马”还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区活动。跑到“驿路”“运河”上来撒野?那借个胆子都不敢。所以哪怕举子们手无缚鸡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驿路”“官马大路”。

  以这个意义说,土匪山贼们不劫举子,哪里是因为举子“身份高贵”?又哪里是因为“盗亦有道”?不敢劫“官马大路”“驿路”才是真。

  这样强有力的道路建设与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间,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粤剑编》记载,明朝官员王临亨从苏州出发,先走驿路再走水路,前后经过了南直隶、浙江、江西、广东四省的近三十个驿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达目的地广东南雄。放在古代条件下,这就是绝对的“高铁速度”。多少繁华的“中兴”“盛世”,多少经济文化发展的成就,就是这“强大交通网”撑起。山贼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不过这类“好风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时,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

  鸦片战争前夜的道光年间,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连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灾区。

  京杭大运河上的水手们都组成团伙,白天撑船晚上抢劫,赶考举子也照抢,抢完就溜之乎也。还有土匪公然在运河上设立“盐关”,大肆收“过路费”。气得道光皇帝连发严旨,却照样抓不住……

  在那个年月,别说是作为“天子门生”的举子,就算是官员,也照样挨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四年后,广州香山县巡检就在出行路上被当地土匪绑票,连胡子都给剃光,差点命都送掉。给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年月,做了个狼狈的注解。

  相比于清代这怪像,明朝万历年间晚期时,一位赶考的举子,更留下发人深省的记录: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凭着“举人特权”走了一路“驿路”的他,看到的是当时席卷山东全境的饥荒,沿途百姓饿殍遍野的惨景。以至于抵达北京后,他还“毛骨凛凛”。但会试结束后,那些与他一路同行,共同亲历惨景的“天子门生”们,却是每天灯红酒绿中畅饮,各个“声歌诱耳,繁华夺目”,百姓疾苦?与我何干!

  这悲惨一幕,也叫良心未泯陈其猷怒从心头起,愤然写下了《饥民图》,一字一泪写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机百姓寒苦,更怒斥那些享尽特权的“天子门生”们,对国家命运“竟漠然不相关矣”的丑态。他写这篇文章时,距离明朝亡国,已不到28年。接下来大明朝乱民四起,风雨飘摇的一幕,崇祯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笔,竟埋在文中。

  “山贼土匪抢不抢举子”的话题,却也藏着这样生动的历史回响,值得我们在几百年后重新聆听,警钟长鸣。

  参考资料:孙继《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宋代群体研究》、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商传《走进晚明》、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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