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兵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
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无论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哪一方、哪种政治*，都很难像张发奎这样直白地表述这场战争，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战胜国，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令人丧气之感，自尊心很难让人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果我们了解当年这场战争的实力对比，了解战争的具体进程，或许，对这样的结论并不会感到如何惊奇。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
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败得最惨。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桂柳会战，遭受崩溃性的惨败。相较淞沪和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是中日两军在战场上人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面临失败的背景下，在*出动其侵华以来最多兵员，发动最后也是最锐利的一击，对中国军队形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在豫中战场，日军近二十万人对第一战区的二十多万人，中国在人数上仅稍占优势，根本无力抵挡日军进攻，日军横扫中原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在长衡战场，日军出动兵员约二十万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万人以上，虽然人数超过一倍，但这样的优势依然无法有效阻遏日军的进攻;尽管由于方先觉的第十军浴血奋战，缔造衡阳保卫战悲壮战例，但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打通粤汉线计划。桂柳战场实力更加悬殊，中国第四战区此时所辖部队不到六万人，而日军可以出动兵员为十余万，中国军队人数上甚至都处于劣势，因此，较之此前的豫中、长衡战场，桂柳战场崩溃更加彻底，战区长官张发奎被逼得从广西逃进贵州，“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枪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
作为军人，张发奎可谓戎马一生。他出生在粤北，投入粤军后逐渐成长为粤军中的一员悍将，北伐时率第四军第十师赢得汀泗桥大捷，张发奎的名字常常和“铁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身处*阵营，但张发奎不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在汪精卫投敌前，一直是汪的忠实追随者。因此，张发奎和蒋介石毋宁说更多时候是不同营垒的对手。在国共斗争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张发奎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其思想相对左倾应属事实。从北伐时期开始，张长期与中*人保持良好关系。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相对可以超脱政治圈子的限制。吊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游走在国共间的*人，却在*分共后，卷入*首次武装反抗风暴的中心。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分共后，*人和苏联顾问加紧运动张发奎，希望他继续擎起革命的大旗。1927年7月，新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张发奎态度暧昧，对必须在*和汪之间作出选择，瞻顾徘徊、举棋不定。苏联顾问报告：“首先，张发奎声称，没有汪精卫他不去。接着，张发奎在决定与武汉*决裂的时间时表现得极其慎重。”对此，张发奎的解释是：“我认为，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92页)显然，张发奎在关键时刻不想独树一帜，政治上不想离开汪，也没有与*继续合作的决心。在和*保持接触的同时，面对武汉方面要他表态的压力，要求部队中的*员正式声明退出*，同时，高级军官中的*员必须离开。
依靠张发奎无望，*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独立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留在张发奎部队中的*人处境凶险，前程未卜，命运几系于张发奎一手。此时，张发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几十年后，张发奎回忆其处理过程：“*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员要退出*与军队中。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97页)
一个人的回忆总会有感情色彩，扬己抑人更是很多回忆录都不能摆脱的通病。晚年的张发奎不失为一个可爱的老人，但也不能完全免于人类自私、自恋的毛病，因此，回忆中难免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不过，具体到送*员去南昌这件事本身，张发奎确实没有说谎。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到，根据张发奎的要求，在九江的*员政工*集合起来，和郭沫若一起离开。
不过，张发奎不会谈到他和蔡廷锴之间的一段公案。蔡廷锴原系陈铭枢第十一军旧部，1927年3月陈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后，张发奎接掌第十一军，蔡廷锴虽仍袭旧职，但与张发奎间上下并不相安。南昌起义中，蔡廷锴顺势借参加起义脱离张发奎，随后再寻机与*分道扬镳。和张发奎一样，蔡廷锴与*分手后，对*也采取不赶尽杀绝的做法。当时，张发奎曾致电蔡廷锴，要求将部队中的中*人“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张发奎在自己部队中未开杀戒，却要蔡廷锴杀*，显有借刀杀人之意。蔡廷锴当然也不傻，反而派其参谋长持张电传示范孟声、徐石麟等，并传达蔡的意思：“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将二人悄悄送走;对张发奎则电复已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
张发奎、蔡廷锴这段往还，可以清楚显示民国年间一些政客或军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手段：处处留情，不把事做绝，这是当年生存的不二法门。它也提醒我们：看人读史，切切不可仅仅看到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如此。
作为一部由哥伦比亚大学专业人士所做的访谈回忆，《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留下不少关于军队组织、供应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更加准确认知当年的军队乃至政治、社会状况，这是这本回忆录独具特色之处。
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情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
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
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省*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
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精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
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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