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在强大之时,为何不彻底统一北方民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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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击败北方游牧民族的朝代或者时期并不在少数,然而想要彻底征服,却极为的困难,原因便在于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太强,而留给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极大。
我们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时期虽然屡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战败便远遁漠北,汉武帝虽然又派军深入漠北击败匈奴主力,但仍无力彻底对其征服,此后汉匈双方仍是打打停停,一直到东汉初期这才基本解决。又如明朝永乐时期,朱棣先后五次出征,然而在知道了明军的强大之后,鞑靼军队便开始避而不战,导致朱棣徒耗钱粮,却始终难以歼灭敌人主力。
此外,游牧民族不同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代价普遍偏小,而农耕文明大军出动却往往需要极为庞大的后勤支持。因此,寻找歼灭游牧民族主力,一直是中原王朝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时间太短难以找到,时间太长国家又负担不起。
无法有效歼灭敌军主力,自然也就难以迫使其臣服,接受己方的统治。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对蒙古实行统治,沙俄的东扩其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沙俄其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彻底堵死了游牧民族的退路。
原因之二: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统治成本太大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不仅生活生产方式不同,风俗、文化、信仰等各方面也均不相同,想要完成同化并非易事。
而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游牧民族的产出其实极为有限,即使是丰年也仅仅是略有盈余,而更多时候甚至无法负担本族的生存,这也是游牧民族经常南下袭边,以及部落之间相互攻击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来可以南下掠夺,二来可以借助战争减少草原人口。
如果将其纳入统治,那么朝廷势必每年都要付出大量的代价来保证草原百姓生存,否则就可能产生*。可一旦草原百姓获得了充足的补给,人口的膨胀势必无法避免,在草原无法养活大量百姓的情况下,这无疑要进一步增加朝廷的支出负担,这简直就是种恶性循环。
正如狄仁杰给武则天奏疏中所说,“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将草原地区纳入统治,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例如明朝对安南的统治,就是由于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最终被朝廷所放弃。
原因之三: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天然敌对,多以打击防御为主
由于游牧民族时常侵略边境,这导致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长期处于敌对关系,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很难短期内予以化解。因而,历朝历代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多以打击和防范为主。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便实行较为单一的民族政策,始终视北方游牧民族为异族,因此在对待策略上,往往是强盛时期以打击为主,贫弱之时以防御为主,即使为了和平稳定会展开一定层次的交流,但也极为有限。
同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和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中原王朝也很难升起向北扩张的动力和需求,双方有限的交流基本停留在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层面上,而这种关系显然并不牢靠。
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总是扩张最快、最大的时期,而汉人政权统治时期即使有所扩张,也极为有限。这便源于双方治国方略和民族政策的不同。
原因之四:草原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古代实行“一国两制”不现实
由于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根本无法设立固定的官府和驻军,因而根本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而如果仍采用部落式的统治,又无法保证统治的稳定性。
要知道,在古代集权统治之下,想要对游牧民族实行有效统治,只能推行“一国两制”,例如向清朝那样推行盟旗制度,可这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显然不太现实。何况,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其组成军队的代价极小,其一旦产生异心,可以迅速聚集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而朝廷想要剿灭,可就并非易事了。
这点其实可以参考明朝在奴儿干都司的统治模式,明朝在该地区几乎推行的就是军管制度,即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而且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根本原因就是无法向该地区进行移民。而这则是造成后来明朝经营辽东全面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到后金崛起之时,明朝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扑灭*。
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将一块无法实行有统治,且*随时可能爆发*的地区纳入统治,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如上所述,无法彻底征服草原,统治代价太大和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应该就是中原王朝始终没将草原纳入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其他方面诸如天朝上国思想、草原周边民族和环境复杂等因素,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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