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晚年为何未准参加南开校庆？

　　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1936年年初他预见到一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早已引起日寇仇视，因而想到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决定建立重庆南开分校。他在重庆近郊建成校舍，同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9个月。面对创办得如此神速的学校，人们赞叹张校长是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

　　张校长为南开奋斗一生，但到晚年却遭遇了历史的尴尬。

　　张伯苓与严修

　　严修，字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是中国近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之一，被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张伯苓，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毕业献身于教育救国，培养了包括*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做过清朝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服务于海军。因在军舰见习，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海军。

　　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在家设馆、聘师教子。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馆教师。在严馆的教学，让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

　　1901年底，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此时的严修、张伯苓热情高涨，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终日讨论学事”。

　　1904年初，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任直隶学务司督办，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赴任前，严修决定再去日本考察一次。此次访问，严修携张伯苓同行。考察期间，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

　　返回天津，严修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中学堂，校舍仍在严宅后院。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时名“私立敬业中学堂”。学堂监督由张伯苓担任。

　　1905年秋，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力陈“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废科举，得到朝廷同意。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学部，严修被任命为侍郎。

　　而此时，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迁址扩大。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张伯苓与蒋介石

　　“七七事变”，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几成一片废墟。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蒋介石当即向他保证：“有中国就有南开!”

　　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抗战期间，*令南开大学南下长沙，与北大、清华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之一。他将大学工作委托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当时重庆是陪都，*的高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他在重庆南开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蒋介石多次拜访张伯苓，有时为祝寿，有时为探病，有时为捐款。他早就看中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张伯苓，一再请他入党。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出面，第二次是由贵州省*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提出。两次都被张伯苓谢绝。

　　1941年*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张伯苓依旧顶住。吴铁城临走将一张*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张伯苓碍于情面没好意思退回。

　　蒋介石为表彰张伯苓的业绩，1944年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同年南开校庆日，蒋介石亲莅祝贺。194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蒋介石赠他15000元美金。所有这些深深感动了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

　　盛情难却 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6月，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并令天津市长杜建时以南开校友身份去劝说。张伯苓对杜建时表示：“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

　　张伯苓说这话是真诚的。1926年北洋军阀*颜惠庆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被谢绝了。1927年*主持北*局，聘他为天津市长，他也没接受。张伯苓一心一意办教育，不愿从政。

　　在那段日子，杜建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张家，令张夫人十分厌烦。她劝丈夫：“你岁数大啦，就不要去南京了吧!”

　　杜建时还发动*内的南开校友纷纷敦劝张校长，张伯苓都一一婉拒。6月下旬，蒋介石写来亲笔信。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左右为难，沉思良久，在无可奈何中勉强允诺，但内心极不情愿。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rq仅为三个月，二是仍兼任南开校长。

　　黄钰生得知校长要去南京很不以为然，张伯苓长长叹了口气：“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就任，从此离开他用毕生心血浇灌的南开园，心情十分苦涩。一到南京，他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兑现，行政院已免去他南开校长一职，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他有一种从自己扎根的土壤上被强行拔除的痛楚。

　　张伯苓就职那天，手拿一把折扇，上台只说了两句话：“兄弟对这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景德副院长管理。”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一个月后张伯苓从南京回津，脸色很不好。他的三子张锡祚问他南京情况，他摇头叹息：“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

　　他目睹了*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多年的幻想在短短一个月里开始破灭。南京不断来电催回，他只好又去呆了些日子。三个月的期限一满，他就离开南京，隐居重庆。

　　1949年天津、北平、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形势的发展令张伯苓的幻想彻底破灭。他苦恼、彷徨，茫然不知所措……

　　在张伯苓最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短信，信中写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是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这位铁打的汉子禁不住两眼湿润。

　　原来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十分惦念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他同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谈起此事，希陆也很焦虑，请傅作义转告*。几经周折，便有了那封“无名氏”来信。

　　不舍南开　拒绝邀请

　　蒋介石退到重庆后，亲自到张伯苓家请他回任，而张伯苓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又多次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张伯苓携带家眷去*地区或美国，张伯苓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飞往*前，1949年11月21日，再次到张伯苓家劝他与自己一起走。

　　张伯苓只反复说一句：“您抬爱我啦!”便低头沉默不语了。

　　室内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夫人毅然进屋打破僵局，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该退休啦。您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面带笑容转向张夫人：“张先生退休可以去美国，去*也可以。全家都去不更好?无论到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由我安排。”

　　张夫人坚定地回答：“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他的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您还是让他辞职吧!”

　　张夫人这番话让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悻悻离去。蒋介石走后，张伯苓悲愤不已，自言自语道：“嘿，我一脚踹进臭沟里!”

　　过了两天，终于收到批准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公文，他才略感宽慰。

　　蒋介石走后，蒋经国多次对张伯苓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

　　张伯苓一再表示：“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隐居家中　心系南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张伯苓对*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捐献给国家。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

　　1950年5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周总理常来看望，师生俩推心置腹地交谈。张伯苓说：“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又说：“*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看着全国欣欣向荣的形势，张伯苓越加思念南开。但周总理考虑到张校长如果立即回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分子的*，因此挽留他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9月14日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临行前夕，周总理和邓颖超在*设宴为校长和师母饯行。宴席上周总理询问，校长回津还有什么困难?

　　在座的希陆为父亲曾任考试院院长表示忧虑。周总理说：“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周总理随即写信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关照张伯苓。尽管如此，到了基层仍阻力重重，希陆的担忧终成现实。短短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

　　回津后，张伯苓没有分文收入，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夫妇俩同锡祚一家住在一起。

　　未准参加校庆，再没踏入南开一步

　　返津第二天，张伯苓就来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十分冷漠，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就传来校领导要在会客室开会的消息，张伯苓只好离开。他沿着校园走了一圈，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当天下午，他到南开大学，几位老友给了他些许慰藉，使他感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锡祚交代：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第二天早晨下起了小雨，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去南开中学。锡祚对他说：“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他们也不太欢迎您。”张伯苓马上就领会了，脱下雨衣：“好，既然下雨就暂时不去吧!”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儿子和儿媳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常在家设便宴，分批邀请南开校友。也有校友邀校长去作客。一次席间，他豪放地说：“咱们南开校友真是遍天下，在北京有*摆宴席，到了台北，吴国桢也会请客的!”

　　校友们怕校长寂寞，经常在下午三点至五点来陪他说话。晚上八点整，张伯苓便拿出七块大小不同、款式各异的旧手表，同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这些表都是学生们的礼物。对表成了他每天晚上的一大乐事。

　　张伯苓还爱到戏院消磨时光，“大舞台”、“小梨园”是他常去解闷的地方。

　　张校长的遗产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据小道消息*将任命他为政协副主席!张伯苓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锡祚急忙请来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总理从北京来吊唁。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总理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

　　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校长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摘自《天津日报》作者：龙飞。"张伯苓与严修"一节为《非常历史》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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