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为什么要联合反蒋 陈铭枢反蒋的原因是什么

　　一、北伐

　　陈铭枢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的一个塾师之家。他幼年丧母，受尽苦难，但为人正值，乐于助人。13岁那年，有一次去山上放牛，由于山高路滑，一名同伴不小心跌进山塘。当时正值雨季，池水泛滥，同伴在水中拼命挣扎，危在旦夕。他不顾自己年少力薄，勇敢地扑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抓住同伴，攀上一块大石头，双双脱离了危险。于是，少年勇救落水同伴的故事，在四邻八乡迅速传扬开来。

　　20世纪初叶，时代的风云把乡村少年陈铭枢推向将星的摇篮——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成为这所军事名校的年轻学员。他很快加入了同盟会，把半数同学发展成会员，和同学、邓演达结下深厚的友谊。

　　1911年胜利的消息传来，正在南京军校读书的陈铭枢非常兴奋，当即联络部分同学，准备赴武昌前线参战。大家公推他前往上海，向同盟会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路费。他找到宋教仁，匆匆说明来意，宋即问：“你们有多少人?”他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宋当即从皮包里拿出500元，要他与柏文蔚联系，商量赴鄂参战的相关事宜。

　　陈铭枢等军校学生赶到武昌，发现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巷战，伤亡惨重，当即要求过江保卫汉阳兵工厂。指挥部将这支学生军编为第二敢死队，命令他们于次日清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岸，进攻清兵占据的循礼门。第二天，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今中山路)附近，遭敌军机关枪扫射。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加上地形不利隐蔽，敢死队虽奋力用步枪还击，但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全体*撤回武昌。这是陈铭枢第一次参加战斗，表现异常勇敢。

　　成立后，因参加革命有功，陈铭枢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窃取临时大总统宝座，倒行逆施，图谋复辟。袁派亲信龙济光主政广东，疯狂暗杀革命党人。陈铭枢，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预备谋刺龙济光。他与在上海时结识的老同盟会员陈子范联系，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还把刚制成的炸弹送到郊外进行试验。不料，龙济光老奸巨猾，在全城实行戒严，将住在客栈中的他逮捕，关入*。后来，多亏军校同学鼎力相助，他才被保释出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身为第十师师长的陈铭枢率部参加西路军的行动。8月，第十师挺进至湖北汀泗桥附近，与的军队隔江对峙。当时长江洪水暴涨，北伐军进攻困难。团长黄琪翔找到陈铭枢，认为如当晚不能解决战斗，次日敌人援军到达，北伐军将十分危险。陈铭枢接受建议，决定连夜突袭，撕破敌军阵地。夜晚12时，他亲自督率各团冲入敌阵，一时号角齐鸣，杀声震天，敌人纷纷逃窜。次日凌晨，第十师一鼓作气，联合叶挺独立团等部向北洋军发起总攻，一举占领军事要隘汀泗桥，俘敌数千人。接着，陈铭枢指挥部队，与友军合力攻克另一军事重镇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

　　吴佩孚退守武汉，沿城挖掘战壕，在高地构筑炮兵阵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总攻，第十师各部攻入城内，夺取中和门、蛇山等要地，横扫敌军。当天，北伐军顺利攻占武汉三镇，陈铭枢就任武汉卫戍司令，奉命维持城内秩序。陈所在的第四军以其辉煌的战绩，被人民誉为铁军。有人评价他和另一位战将张发奎时，说：“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

　　二、坚持

　　“”后，日寇迅速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注意，迫使国民*承认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

　　1931年1月28日，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迎头痛击。军长、总指挥蒋光鼐接到报告后，亲自步行至真茹前线指挥战事。同时，他们接连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国民*军政部部长。何的回电对蒋、蔡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血战到底，并表示立即赴沪与官兵共赴国难。

　　十九路军是陈铭枢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丰富。上海战役刚打响，陈铭枢就指示蒋光鼐、蔡廷锴，对“租界外日军应相机消灭之”。当时，日军还是原驻上海的一些部队，中国军队数量上有一定优势。更重要的是，受全国人民坚强有力的支持，十九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誓死保卫国家，英勇作战，击退日寇无数次的进攻。

　　陈铭枢说到做到，曾数次亲临上海慰劳将士。居沪期间，有一名法国记者问他：“请问这次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他答道：“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意义很简单：反侵略战!”记者又问：“中国方面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吗?”他再答：“我们只知道谁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谁。至于胜败，我们始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2月20日，日军重兵进攻吴淞、江湾与闸北。双方在庙行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五军阵地一度被突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反击。蒋光鼐当机立断，命令十九路军实施反突击，收复阵地，重创日军上千人，取得淞沪抗战中最重大的战果，中国军队。几天后，陈铭枢赶到南翔总部，与十九路军将领会商战局。大家认为如果后撤，将拉长战线，影响士气，因此主张死守待援。会后，陈铭枢、蒋光鼐分别向、何应钦请求增援。陈在电文中说，如有部队增援，十九路军再坚持下去没有问题，而且只要达到抗战目的，前线部队牺牲在所不惜。蒋介石复电，以等部路途遥远，拒绝增援。

　　2月底，侵沪日军增至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自动参战的部分军队，总共不足4万人，且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陈铭枢忧心如焚，不断向**提议，增派援军。有一次，他和、李济深去找何应钦商谈增援问题。商谈中，何应钦也承认上海是战略要地、经济中心，要十九路军固守原防，但以“开赴不及”为辞，拒绝派遣援军。蒋介石当面答应他，将调江北、梁冠英部秘密渡江支援，事后又让何应钦停止执行。何还几次发脾气：“不要打了，打十几天也够了。”陈铭枢大怒：“前方的官兵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打吗?”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经常拍桌子、摔话筒。

　　日军得到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发起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一部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企图夹击守军。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寇殊死战斗。形势对守军极为不利，蒋光鼐审时度势，忍痛下令全军撤退至嘉定、黄渡一带的第二道防线。全军将士得令，无不，。

　　至此，历时一个多月、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作出的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自始至终参与发动、组织、指挥这场战役，付出了辛劳，同样功不可没。

　　三、联共反蒋

　　淞沪抗战后，陈铭枢看清了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的*。他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抗日必先反蒋。1933年5月，他从欧洲回国，决心打开新的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

　　陈铭枢甫抵香港，马上邀请中*员梅龚彬前去长谈。他谈了联合各派力量、反蒋抗日的计划，请梅龚彬赶往上海，同**联系，务求达到十九路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与合作。

　　原来，在蒋介石眼里，十九路军自成一系，只知有陈铭枢而不知有他老蒋，是对他权威的极大挑战。淞沪抗战，该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决定战役方针，逸出了*的政治控制和指挥系统，尤其为老蒋所不能容忍。战后，蒋介石下令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目的是想让其在“剿共”中消耗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也知道老蒋的用心，到闽后一直对红军采取消极避战的态度，力争双方相安无事。为了稳固与苏区接壤的闽西一带的形势，他们搞计口授田试验，将*所分田地，进行重新分配。

　　由于种种原因，陈铭枢两次派人去上海，都无法与*方面接上头。无奈，他派陈公培携带亲笔信往福建，请蔡廷锴争取在前线与红军直接联系。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找到红军。红军指挥员*在延平会见陈公培，听取关于十九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愿望。*很高兴，请陈公培回去转告十九路军指挥员，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到瑞金与**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取得联系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即秘密北上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办法。考虑到陈公培与十九路军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江西瑞金。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辗转进入瑞金境内，受到朱德、*的会见。很快，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不久，陈铭枢、蒋光鼐自香港抵达福建，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蒋的政纲、政策及人民*成立的时间等问题。当时，陈铭枢发现蒋介石两次派飞机来接蔡廷锴，唯恐突发变故，强调时间紧迫，必须早定主意。可是，会上曾有不同意见，争论很久也没有结果。陈铭枢表示，豁出去拼命了，革命就不怕牺牲，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那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南京立功去。在他的坚持下，会议终于同意共举大事。

　　1933年11月22日，福建人民*匆匆拉开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象，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蒋介石”、“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各界群众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各省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建立人民革命*，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工农解放。当晚，主席团根据大会决议，着手组织人民*，公推李济深、陈铭枢等11人为人民革命**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军事、文化、经济三个委员会，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最高权力;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福建人民*由于孤立无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压力。陈铭枢原对与红军合作寄予希望，曾数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双方也进行了友好交往，但当时*处于“左”倾路线控制下，因此并没有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蒋光鼐、蔡廷锴与福建境内的土著军队有过联系，但重视不够，事变后，这些军队都被蒋介石拉拢收买，成为**军进攻的内应。其次遇到的难题是财政拮据。事变前的军政开支，除省内税收外，主要靠南京拨款和广东协款。事变后，后两项来源断绝，*只能采取增加税收的办法，从而引起商界的反对，并一度出现挤兑风潮，动摇了*存在的基础。

　　福建事变的消息传来，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他急忙抽调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很快就失败了。

　　四、*斗士

　　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避居香港。他没有灰心，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做起。

　　中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于1938年1月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陈铭枢报告分会成立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呼吁各国宣布日本为公敌，抵制日货，援助中国。他在武汉还担任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倡议加强外交工作，争取国际援助。又不辞辛苦，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努力宣传中国抗战。他同文化界的朋友交往密切，和、田汉一起住在新四军筹备处。有一次，他去探望病中的郭沫若，谈起自己是著名佛学家桂百炼的弟子，请郭书写一副对联，将自己的字“真如”嵌进去。郭沫若欣然答应，立即书联一幅：真理唯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

　　1943年初，在重庆的**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酝酿举办时事座谈会，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目的是团结*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甘祠森、郭春涛具体负责组织和联系工作，会议定名为*同志座谈会。以后，陈铭枢与甘祠森、郭春涛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还单独约人交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认为建立一个**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9月起，筹备组经常在陈铭枢家聚会，商量成立*派组织问题，最后定名为三*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陈宅位于重庆曹家巷内，房间宽敞，环境幽静。陈铭枢政治上受冷落多年，如今好友相聚，，非常高兴，便在墙上挂诗云：“一草庐，八年陶醉是诗书。而今宾客常盈座，又有兴亡到老夫。”

　　1945年10月28日，三*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到会代表20多人。谭平山主持会议，陈铭枢与柳亚子、马寅初、邓初民等发言。谈到当时的形势，民联面临的任务，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时，与会者慷慨激昂，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十大项，要求结束党治，建立*联合*，保障人民*，军队国家化等。

　　民联坚持的革命三*义和三大政策，受到**派的广泛欢迎，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为推动*人士参加政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大会。会议报告中认为，*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眼里，此时的民联无异于*的外围组织，许多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民联*转入地下，陈铭枢更很少。

　　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党派和*人士逐步认清了*的*，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1947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的**促进会，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为首的三*义同志联合会和*革命同盟*王昆仑、许宝驹等，联合*内的*派和*分子，在香港召开**派联席会议，组成中国*革命委员会。并于次年1月发表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

　　以后，陈铭枢回到上海，秘密从事策反工作。经胡允恭介绍，他去杭州拜见浙江省主席陈仪。刚见面，陈仪便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了不迟嘛!”酒酣兴至时，陈铭枢书谭嗣同诗句赠送主人：“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兴。”可以说，陈铭枢的谈话，对陈仪决心反蒋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惜，事后陈仪轻信，终于为汤所出卖，反蒋活动遂告失败。

　　五、晚年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满怀希望地参与国家建设。他深感*给自己指明了方向，使自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常常想以来报答党。

　　不久，*提名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对出任地方职务，又是自己不熟悉的农林部，深感失落，迟迟不愿赴任。*曾两次到他家劝说，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赴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长。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担任中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主席。

　　1953年9月，*人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作了“”的发言，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引起*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陈铭枢冷静地作了发言，希望对这一事件有个实事求是的结果。陈的发言被认为是对梁漱溟作掩护，是政治性的错误，因而在会后也遭到批判。

　　陈铭枢秉性忠直，，不大能适应解放后严格的阶级路线和组织纪律，因此常常受到批评。他仍积极向上，认真做事，不愿明哲保身。1957年5月，**统战部邀请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陈铭枢依据别人的讲话和自己视察高校的经历，发表谈话。他认为学校领导方面，多半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6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只提缺点，怕影响*情绪”，陈铭枢又发表不同意见，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发言。

　　听说*表示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的自我批评，陈铭枢大为兴奋，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谏诤。他在信中指出，*“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认为其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能“深入体察，以求究竟”。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判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在人大会议上，反右斗争被视作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陈铭枢的历史首先受到批判。报纸发表《陈铭枢公然诬蔑*》的文章，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接着，民革*对他进行为期三天的批判，他感到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他这个“右派分子”仍进行宽大处理，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只保留民革*委员职务，行政级别和薪水由3级降至9级。从此，他，整天以抄写佛经为主，有时写写古体诗，排解心中的苦闷。

　　1965年5月15日，民革*举行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陈铭枢在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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